女性的命运

【谈中国古代女性悲剧命运】

对于妇女的贞节，鲁迅先生在《我之节烈观》一文中说：“古代社会，女子多当作男人的物品，或杀或吃，都无不可；男人死后，和他喜欢的宝贝、日用的兵器一同殉葬，更无不可。后来，殉葬的风气渐渐改了，守节便也渐渐发生。但大抵因为寡妇是鬼妻，亡魂跟着，所以无人敢要，并非要她不事二夫。这样风俗，现在的蛮人社会里还有。中国太古的情形，现在已无从详考，但看周末虽有殉葬，并非专用女人，嫁否也任便，并无什么制裁。由汉至唐也并没有鼓吹节烈，直到宋朝，那一班‘业儒’才说起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话，看见历史上‘重适’两个字，便大惊小怪起来。”

2007-10-310:15回复

昭君使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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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

唐代不甚注重贞节观念，从皇宫公主后妃到民间，妇女改嫁和再嫁较为普遍。诗人白居易曾作《妇人苦》，指责要妇女守节是不公平的，他说：“人言夫妇亲，义合如一身，及至生死际，何曾苦乐均。妇人一丧夫，终身守孤孑；有如林中竹，忽被风吹折，一折不重生，枯死犹抱节。男儿若丧妇，能不暂伤情；应似门前柳，逢春易发荣，风吹一枝折，还有一枝生——为君委曲言，愿君再三听，须知妇人苦，从此莫相轻。”

至宋代，由于出了一班儒者，形成理学，改变了中国的学术思想以及风俗制度，也使妇女的贞节观念在崇古的基础上愈演愈烈。

在宋代开国初期，对于贞节观念还是很宽泛的。如范仲淹在“义庄”《田约》中，准许给予寡妇再嫁的费用，而男子再娶反而不给，他也从无指责妇女再嫁，范仲淹的母亲就曾再嫁，他毫不以母亲再嫁为耻。宋初社会对妇女再嫁并无非议。宋代的司马光著有《家范》，他主张女子要读《论语》、《孝经》、《女诫》、《列女传》等书，认为女子“为人妻者，其德有六：一曰柔顺，二日清洁，三日不妒，四日俭约，五日恭谨，六曰勤劳”。但他也崇尚男尊女卑观念，在《训子孙》一文中，提出：“夫，天也；妻，地也。夫，日也；妻，月也。夫，阳也；妻，阴也。天尊而处上，地卑而处下；日无盈亏，月有圆缺；阳唱而生物，阴和而成物——故妇专以柔顺为德，不以强辩为美也。”

而王安石的贞节观念是很宽容的。他当儿子在时，就把媳妇改嫁了。

宋代理学的先驱周敦颐对妇女的观念，代表了宋儒的妇女观。他的《通书》说：“礼，理也；乐，和也。阴阳礼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后和，故礼先而乐后。”所谓夫夫妇妇，就是夫为妻纲，以夫御妇。而从周敦颐传到二程(程颢和程颐)，对于妇女的贞节观念就已严格起来。《近思录》中有一段话：或问：“孀妇于理，似不可取，如何?”伊川先生曰：“然!凡娶，以配身也，若娶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又问：“人或居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宋代从程子传到朱子(朱熹)，已是宋儒理学的集大成者了，对于妇女来说，至少要受到四种压迫：第一，女子必须柔顺，服从男子，曲不可争，直不可讼，不许干涉外事，只安心做家庭奴仆。第二，丈夫死时，无论有饭吃无饭吃，都要守节，守到饿死也不能失节；而且，守节妇女不但不能涉及性要求，就连皮肤手臂也不能与男子触碰。第三，男子有休妻的自由，为博得男子欢心，不被遗弃，妇女的一切言行举止、服饰妆扮都要以男子好恶为准。第四，处女的贞操是极其重要的，贞操是女子第一生命，如贞操与性命不能两全时，唯舍命而保住贞操。宋代与以前历代王朝比，是对妇女束缚最多和对于妇女贞节的态度极为严厉的一个朝代。夫死守节已成为妇女应尽的义务，并且，这种观念深为妇女所崇尚，已成为下意识的一种俗规了。

在元代，虽然皇族统治阶层淫风大盛，选女纳妾，后宫充斥，但是，另一方面却又竭力宣扬妇女贞节观念，对女子贞节的要求比之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礼记》和《孟子》两书中，有过嫂弟之间不直接从手上接受物品的说法，即“男女授受不亲”。这种古时的礼节在元代极为重视，至于妇女不能与丈夫之外的第二个男人接触，以及丈夫死后妻子必须守节，那就更是天经地义的事了。《节妇马氏传》中记有这样一个故事：马氏于“大德七年十月，乳生疡。或曰：‘当迎医，不尔且危。’马氏曰：‘吾杨氏寡妇也，宁死，此疾不可男子见。’竟死。”体肤给男子看见，都认为污辱，是玷污贞节，可见男女泾渭之分明了。元末还有一件殉节的事，令人愤而不平。元将潘元绍有妻妾七人，他领兵抗明，被明兵围困于姑苏城内，潘元绍对七位妻妾说：“我受国重寄，义不顾家，恐有不测，诫若等宜自引决，毋为人嗤也。”七个妻妾一个个自缢而死，以身殉节，而潘元绍非但没有以身殉国，反而降了明朝。明朝是奖励贞节最力的时代。

洪武元年，明太祖曾下过一个诏令：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明《会典》)

寡妇守节，不但本身可以记其事迹，赐于祠祀、树坊表，表彰节妇烈妇，而且可以免除本家的差役，哪个女子能不守节，哪个本家能不劝导寡妇守节?一时守节风盛，空前绝后。一部《二十四史》中，节烈妇女最多的，莫过于《明史》了。《明史·列女传·序》中说：“明兴著为规条，巡方督学，岁上其事。大者赐祠祀，次亦树坊表，乌头绰楔，照耀井闾，乃至于僻址下户之女，亦能以贞白自砥。其著于实录及郡邑志者，不下万余人，虽间有以文艺显要之节烈为多，呜呼，何其盛也，岂非声教所被，廉耻之分明，故名节重而蹈义勇欤?今掇其尤者，或以年次，或以类从，具著于篇，视前史殆将倍之——然而姓名洇灭者尚不可胜计。存其什一，亦足以示劝云。”

《二十四史》中的妇女以及《列女传》等书中得以记名列传的妇女，《宋史》五十五人；《唐书》五十四人；《元史》达一百八十七人。而清朝人撰写的《明史》中，所记载的节烈妇女竟“不下万余人”，择其中最优胜者，也还有三百零八人。明代贞节观之倡导，可想而知。并且，守节要守得苦，尽节要尽得烈，妇女贞节之惨烈，令人瞠目结舌。

如烈妇蔡松阳，嫁给叶三为妻，叶三贫寒，砍柴为业。蔡氏小心敬事。叶三久病，她更是纺织换药，悉心照料。叶三临死前，拉着她的手说：“趁我还活着时，你改嫁，不是少受三年苦吗?”蔡氏听了，梳洗换衣，袖里藏刀，上前对丈夫说：“我先嫁了。”说完自刎而死，叶三大吃一惊，也死了。

又如金华方氏，她丈夫袁坚嗜酒败家，死后葬于城北濠上。方氏贫困无所依，就在丈夫的墓穴边放一口棺材，睡在里面，渴了出来到濠沟里喝点水，不久，死在棺材里。

还有像戚家妇，新婚之夜丈夫暴死，戚氏哀哭一场，投门外江中而死，留下诗一首：“画虎虽成未点睛，百年夫妻一宵情。欢声方举哀声恸，贺者才临吊者泣。孔雀屏前灯隐隐，鸳鸯枕上泪盈盈，从来不识儿郎面，独抱冰心照水心。”

明《列女传》中，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守节已成为妇女的迷信与教条，“妇道唯节是尚，值变之穷，有溺与刃耳”已被中国女性视为信条，置信不疑。

在理论上，明朝明成祖的妃子仁孝皇后写了规训女子的《内训》，要求女子“在家要贞信，出嫁应孝敬”。仁孝皇后还命令儒臣学士们编写《古今列女传》，并由明成祖亲自写序文刊布成书。天子皇后共同鼓吹贞节，使社会上的贞节观日趋严苛。此外，吕坤还把《列女传》中的故事绘图，改编为《绘图列女传》，使它明白易懂，就是广大不识字的妇女也能一目了然仿效之，成为全社会的“闺范”读本。

经过宋、元、明三代对贞节观念的极端倡导，在进入清朝以后，贞节的含义变得十分偏狭了，似乎成了一种宗教，非但夫死守节成了天理，未嫁夫死，也要尽节，偶为男子调戏也要寻死。总之，女子的生命紧紧维系在贞节上，稍有变故，就要以死全节。清代的儒道学者们连看见唐人文章里有公主改嫁的话，也不免勃然大怒，“这是什么事!你不为尊者讳，这还了得!”女子如果做几句“闺中望月”、“园里看花”的诗，也要被斥责为“邪念”、“怀春”。

清代《礼部则例》规定：节妇，即“自三十岁以前守至五十岁，或年未五十而身故，其守节已及十年，查系孝义兼全厄穷堪怜者”，及为夫守贞的“未婚贞女”。贞节烈女，包括“遭寇守节致死”，“因强奸不从致死，及因为调戏羞忿自尽”，以及“节妇被亲属逼嫁致死者，童养之女尚未成婚，拒夫调戏致死者”等等。每年地方绅耆，族长、保甲长都要向官府公举节妇烈女，各级官府都要给予表彰。清代时，京师、省府、州县各自修建“节孝祠”，矗立大牌坊。被旌表的妇女题名坊上，死后设位祠中，春秋致祭。并由官府发给三十两“坊银”，由本家为其建坊。节烈事迹特别突出的，皇帝还亲自“御赐诗章匾额缎匹”。节妇烈女的名字列入正史和地方志。这一来，把对节妇烈女的崇尚推至极点，成千上万的妇女以身殉夫，或自愿、或被迫，此风愈演愈烈。随之出现的女子教训书中，也增加了大量的宣扬贞节的内容。如康熙、乾隆年间蓝鼎元的《女学》、陈宏谟的《教女遗规》、李晚芳著的《女学言行录》、王相的《女范捷录》等等，流传甚广。

康熙初年陈廷灿著的《邮余闲记初集》中，有关于妇女的这样的见解：

人皆知妇女不可烧香看戏，余意并不宜探望亲戚及喜事宴会，即久住娘家亦非美事，归宁不可过三日，斯为得之。

居美妇人譬如蓄奇宝，苟非封藏甚密，守护甚严，未有不入穿窬之手。故凡女人，足不离内室，面不见内亲，声不使闻于外人，其或庶几乎。

余见一老人，年八十余，终身不娶，及问其故，曰：世无贞妇人，故不娶也。噫!激哉老人之言也，信哉老人之言也——然不可为训。世岂无贞妇人哉，顾贞者不易得耳。但能御之以礼，闲之以洁，而导之节义，则不贞者亦不得不转而为贞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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