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相人探源

【（写大六壬书的作者）袁树珊与周彲是同一个人吗？因为一个写了“大六壬探原”一个写了“大六壬寻源编”】

不是同一个人，周彲主要活动于清代康熙年间，袁树珊主要活动于民国年间。都是应用易学大家，给后代和历史都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周彲（古同螭），字协吕，号握奇子，又号壬隐，檇李（今浙江嘉兴）汇水人，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癸丑嘉兴府学贡生。壬隐先生一生致力壬学，旷览群篇，厘正辑录，呕沥积年，于康熙廿八年（1689年）己巳秋竣成一编，是为《大六壬寻源编》。

是编阐注壬理所汇用明末清初六壬诸书目，多所为今日不可得见者，是集壬学古籍文献的宝库，全书共分十卷。

袁树珊，名阜，以字行，生于1881年8月9日（清光绪七年七月十五日），家住扬州南乡袁巷。袁树珊，幼承庭训，亦精医术，尤精命理，是闻名海内的医家、星相家。袁树珊一生著述颇丰，医学著作有《妇科准绳》、《生理卫生》、《诊断汇要》、《行医良方》、《图翼治法》、《针灸治疗方法》、《中医序跋撷英》、《本草万方撷英》和《十二经动脉表》；命理著作有《命理探源》、《六壬探源》、《选吉探源》、《历代卜人传》、《中西相人探源》以及《命谱》、《标准万年历》等。1925年仲冬，著名学者罗振常为其《六壬探源》一书作序言。1948年底，袁树珊旅居香港，后迁台湾，1968年11月8日病故，终年87岁。

【帮我找一些中西方文化资料】

第一、西方重唯理、思辩，中方重经验、直觉

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源头，古希腊对自然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关心世界本源、主客体关系、事物如何发展变化等。虽然他们在简单仪器下的观察和实践缺乏逻辑连贯性，理性的方式并不系统，但人们的这种直接观察总是弥漫着理性思维的色彩，抽象思辩是西方思维的特征。而作为东方民族典型代表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则以直觉和经验为特征。中国古代科学和哲学的各种范畴是靠向内思维得到的，是将各种经验现象酝酿体会、豁然贯通而提出的概念的。这些概念的理解与西方向外思维逻辑演绎所得到的不同，理解只能意会而难以言传，如对中医医理和气功的理解，又如对一幅书法作品、一幅国画的欣赏，只能向内领会，才能领略作者的神韵的起伏。

第二、西方的细节分析与中方的整体综合

西方文化结构以细节分析居优，东方文化结构则以整体综合见长。如：在姓氏排列中，中国姓氏先是宗姓、辈份，其次才是自己的名字，突出的是氏族整体。西方国家则先是自己的名字，再是父名，然后才是族姓，突出的是自己。又如：在时间、地址的书写表达顺序上，中国人习惯以年、月、日从大到小依次为序，地址则是按省、市、县到门牌号码排序，突出的是从整体到个别的析出关系，西方人则与中国人的顺序表达恰好相反，突出的是个别到整体的合成关系。可见在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和意识结构中，从整体出发的综合观占突出地位，而这种整体综合观在考察事物时，通常忽略细节和成分分析，往往提供的是关于对象模糊整体的图景。

二、中西方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着眼点与执著不同

杜维民教授认为：“中国文化关注的对象是人”。人与人的关系是中国文化关心的核心问题，人们立足于现实人生，所以政治伦理学相当发达。而西方文化较多关注的是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古希腊注重的中心问题，由此衍生出理智和科技。中国的哲学无论儒、道、佛学都是一种人生哲学。儒学求作为，道学求长生，佛学求悟觉。儒学以孔子思想为正宗，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何者为“仁”？孔子曰：“仁者爱人！”可见是怎样做人的学问，兴趣在阐发君臣、父子等一套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修身养性的目的即实现自己的从政的抱负——齐家治国平天下。纯科学的研究及所有的自然科学都成为多数人不屑选择的行为和兴趣。

中国文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也有着自己的执著。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天人合一”，把自然人格化，追求人的精神消融于自然界之中，人与自然共呼吸的和谐状态。中国文化的根深植于大地之中，中国文化自始即重农，“四民之中，士之下即为农”、“民以食为天”即缘由于此。道家思想更是要人们对人生留恋和在大自然中寻求到生命慰籍的杰作。

西方古代科学寓于对自然的探索之中，因此西方很早就出现了毕达哥拉斯、阿基米得这样一些名垂千古的专业科学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文化认为天人处于对立的斗争状态，因而产生了与中国文化不同的对自然的态度，即人应征服、控制自然，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把自然看成敌对力量。荷马史诗纯以海外遇险、征服自然为题材，他们的游戏都是在大自然的风浪中锻炼成长的人物。西方人也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首先关注的不是伦理而是竞争，因而出现了“优胜劣汰”的规律。

三、中西方价值观与人生追求的不同

中西方价值观与人生追求的不同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第一、中西方人生价值取向不同

儒家给中国人提供的价值观念，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支持下，逐步转变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人生信念。作为2000余年来的中国文化的一根精神支柱的这种人生信念，认为人生的价值就是在现世的作为之中，一个人在社会越有作为，他的生命就越有意义的积极入世思想。在专制社会中权力就是一切，因此，人的作为最大者莫过于实现从政的抱负。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伟理想统治着千百万中国文人碌碌无为的一生。受这种一元化的人生价值的影响，多数人不愿问津自然科学，致使科学被困于萌芽状态。另外，人的智慧才能都集中到了政治权术上，创造了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变幻莫测而实质又超稳固的政治、文化模式。在这种特殊的模式中，产生了中国独有的历史现象：当官不成，求当圣人；报国不得则退做隐士，或吟诗饮酒自得风浪，于是道教、佛教随之兴起，贪生的自去修道，厌世的不妨念佛。而西方文化中人生价值呈多元化。从政也是人生价值的实现，经商也被认为相当有价值。西方人眼中最好的职业莫过于律师、医生。

第二、西方的个人本位和中方的家族本位

近代西方人文主义是在神学背景上产生的，原罪观念在西方根深蒂固。因此，西方人的道德指向是个人向自己负责，通过个人奋斗向上帝赎罪，由此引申出一条基督教义，即“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当上帝被否定了时西方又产生了社会原子观念：个人就是原子，不依靠任何人而存在，个人权利任何人不得侵略，信奉个人本位，自我中心。这种个人本位的思想影响了生活的各个方面，亲人间界线划分明确，老少聚餐，各自付款，对孩子也非常尊重，进孩子房间首先要问：“我能进来吗？”强调以子女脱离父母独立生活奋斗为荣，乐于谈论个人一得之见。而中国以家族为本位。家在中国人心目中是生活的宇宙，是一个生活的港湾，具有至高无上的凝结力。脱离家便是“游子”，强调“父母在，不远游”。家庭中有长幼关系、夫妻关系，要各安其分，各尽义务，即“尽伦”！孟子认为：圣人是“人伦之民”，伦的核心是“绝对服从”，幼服长，妻服夫。使家变得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孝”，“百善孝为先”，“孝道”是中国的国本、国粹，中国自古就有孝的文化，有以孝治天下之说。家与孝原本有伟大的理性意义，但由于过分强调，终成了一种过分的家族意识，而忽略了个人自由的发展，“存天理，灭人欲”，以个人向群体负责为人生宗旨。

第三、西方讲功利、时效，中方讲伦理、道德

西方文化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因此比较重功利和实效，善于算经济帐。例如：在一个大公司，如果每人节约几秒，加起来可节约几个人的时间，可少雇几个职员，减少多少开支。又如：一个人在写字，圆珠笔的笔尖向外放还是向内放比较节约拿笔写字的时间，怎么放的状态最有效等。

中国文化由于长期处于封建的农业社会，自然科学不发达，着重于人伦关系的调节。礼义规范高于一切，“义”、“利”之辩的结果使价值观念产生偏差，提倡人为了符合某种礼义规范应该牺牲自己的利益，“重义轻利”被视为高风亮节、品格高尚。更有甚者，到了“文革”期间，“只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对外中国只考虑政治影响，不顾及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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