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的面相

长期以来，曾国藩博览群书，精通相法，乃面相识人高手。观貌识人先察骨，然后考察整个面部和形态举止。他通过骨相察神，能卜命运，察品性，观前程，是为识别人才之第一心法。骨貌识人精妙之处如曾国藩所说：“一身精神，具乎两目；一身骨相，具乎面部。”

曾国藩指出：山峰表面的泥土虽然经常的脱落流失，但却不会倒塌破碎，正是因为坚硬如钢铁的岩石在那里支撑着，使它得以保持稳固。这就相当于人的骨骼。一个人的精神状态都集中在他的两个眼睛上，一个人的骨骼丰峻与否，都集中呈现在面部。像除文人之外的社会各阶层人士，既要看他们的内在精神状态，又要考察他们的体势情态。作为以文为主的读书人，主要看他们的精神状态和骨骼是否丰峻。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和骨骼形貌，犹如两扇大门，而其命运就如同大门外面的一座高山，只要打开精神和形骸的门，就能测知人的内心世界。这是识人的第一要诀。

这里，曾国藩所言的“骨”，并不是现代人体解剖学意义上的骨骼，而是专指与“神”相配，能够传“神”的那些头面上数量不多的几块骨。“骨”与“神”的关系也可以从“形”与“神”的关系上来理解，但“骨”与“神”之问，带有让人难以捉摸、难以领会的神秘色彩，一般读者往往难于把握，只有在实践中自己去多加体会。对此古代医书中记述道：骨节像金石，欲峻不欲横，欲圆不欲粗。瘦者不欲露骨，肥者不欲露肉，骨与肉相称，气与血相应。

曾国藩所言的“神”，并非日常所言的“精神”一词，它有比“精神”内涵广阔得多的内容，它是由人的意志、学识、个性、修养、气质、体能、才干、地位、社会阅历等多种因素构成的综合物，是人的内在精神状态。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而这里所论的“神”，不会因人一时的喜怒哀乐而发生大的变化，貌有美丑，恹色有黑白，但这些都不会影响“神”的外观，换句话说，“神”有一种穿透力，能越过人貌的干扰而表现出来。比如人们常说“某某有艺术家的气质”，这种气质，不会因他的发型、衣着等外貌的改变而完全消失。气质是“神”的构成之一。从这里也可看出，“神”与日常所言的“精神”并不一样。

一个人的“神”主要集中在两只眼睛里，一个人的骨骼丰俊与否，主要体现在一张面孔上。像工、农、兵、商等类人士，既要考察他们的精神状态，也要考察他们的体势情态；读书人则主要是考察他们的“神”和“骨”。神和骨就像两扇大门，命运就像巍巍立于门外的大山。考察“神”“骨”，犹如打开两扇大门，山势的起伏昂藏自然尽收眼底。两扇大门——“神”和“骨”——是从外表考察人物的第一要诀。

神是一种气质性的东西，能在后天的环境中发生变化。可能来自于磨炼，也可能来自于阴阳的调和。读书到相当程度，他头面上的气质与其他人有不同，仿佛若有光，这是神的一种表现。在经历事务中成长，历经风雨事变的考验，气质神态又有不同，这也是神的一种表现。神是藏于形之内的，形也就是容貌，尤其是眼睛。神与眼睛的关系就像光与太阳。神通过眼睛外观出来，犹如光从太阳里放射出来普照外物，但神是藏于目之中的，犹如光本身就存在于太阳内部一样。因此曾国藩用八个字来讲：“一身精神，具乎两目。”

总之，“神”并不能脱离具体的物质东西而空空地存在，它肯定有所依附，这就是说“神”为“形”之表，“形”为“神”之依，“神”是蕴含在“形”之中的。

在古代，读书人是为数不多的一部分，他们的思想很复杂，心眼也多。比如说水泊梁山那一百零八个草莽英雄，真正的读书人只有军师吴用等几个，其他英雄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想就怎么做。但吴用就不一样，当卢俊义为晁盖报仇以后，宋江要推卢俊义坐头把交椅，吴用是反对的，但他不说，使个眼神，黑旋风李逵就跳出来了。吴用也许考虑自己的身份，带头反对，不给卢俊义面子；但从另一方面来讲，他不出面，至少不会得罪卢俊义。万一宋江要死命坚持晁盖临死前的诺言——谁为他报仇，谁就坐头把交椅——那卢俊义还是要坐的，吴用自己不出面，两人都不会得罪，何乐而不为呢?李逵、武松等血性汉子就不会有这么多心眼了。

读书读进去了，就在心里积储了一种气功态。换句话说，读书人长期在练气功，气质与常人也有不同。但他们当中也有心怀邪念的小人，也有落井下石、拐骗别人妻女财物声名的不义之士，在文儒雅士、谦谦君子的文明面纱掩盖下，该如何识别呢？

这就要看骨相察神。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心有所动，眼睛会流露出变化，这其实就是在由眼睛察神。不论神光内敛，锋芒外显，神所传递的心性正邪、智慧愚笨都是掩盖不了，一如云层厚积中的阳光，区别仅在于会不会鉴别。

这就是曾国藩讲的“文人先观神骨，开门见山，此为第一”，犹如大门与门外的大山，门一打开，山势的幽深伏藏、奇伟雄姿自然一目了然。察神，相当于推开大门，门一开，事业与才能就能预测出来了。

曾国藩是科举出身，行军打仗也多从文人中选拔将领，因而一生结识的读书人无数。“一身精神，具乎两目；一身骨相，具乎面部”这句话简简单单平平实实，却是他一生经历的结晶。后世文人推崇曾国藩，仅此就足以理解一些文人的敬佩之心了。

江忠源（1812—1854），字常孺，号岷樵，湖南新宁人。本是读书人，后成为湘军中很有代表性的文人勇将。1848年开始办团练，比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金田起义（1851年）还早三年，而曾国藩本人是1853年才开始办团练的。江忠源办团练，是为镇压新宁县的青莲教起义。青莲教首领雷再浩率众起事，江忠源率乡里团练（不算正规军队），一役即将雷再浩剿灭。由此授七品知县，往浙江任职。

江忠源本在湖南偏僻山中读书，因参加科举考试到了北京，以同乡晚辈的身份去拜见曾国藩（当时曾国藩已是二品官员，而江忠源只是一个普通的待进科举的读书人）。见面后，两人谈得很投机，曾国藩也赏识江忠源的才华。江忠源告辞时。曾国藩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离去，直到他出到门外。曾国藩对左右人说：“这个人将来会立名天下，可惜会悲壮惨节而死。”后来的史实印证了曾国藩察人的正确。

太平军在广西起义后，1852年，江忠源带兵进驻广西，奔赴广西副都统乌兰泰帐下，准备狙击节节胜利的太平军。曾国藩知道后，从北京给江忠源写信，坚决反对他投笔从戎，认为他“读书山中”，投笔从戎，“则非所宜”。他还动员朋友劝阻江忠源。认为“团练防守”即为文人本分，他率兵去广西，就是“大节已亏”。曾国藩为什么要坚决反对江忠源投笔从戎，旁人以为是他“爱人以德”，不愿江忠源文员夺武弁之制，但是否与他认为江忠源“当会悲壮惨节而死”有关呢?

江忠源与太平军的第一次作战，即大告成功。他率军在广西蓑衣渡设伏，重创太平军，太平军早期领袖南王冯云山即牺牲于此役。江忠源因此以善带兵而名闻朝廷。

由于江忠源追击太平军有功，军功累积，由七品知县迅速升迁至安徽巡抚（官级三品）。

1854年，太平天国勇将、翼王石达开率兵迎战曾国藩湘军。江忠源防守庐州，被太平军围困，城破，江忠源苦战力竭后，溺水悲壮而死。

曾国藩是根据什么来判断江忠源会“立名天下，当悲壮惨节而死”，现在已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注视良久，肯定与察神有关，可见“文人先观神骨”意义非常。

任何一位领导者，在考察人物方面都有其独特的禀赋。不如此，不足以成就事业。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领导者必须会鉴别人才，然后才能组建强有力的核心首脑智慧，带领他们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纵观古今人物，身为团体领导人，惟有曾国藩留下了一套鉴别人才的非常系统的学问《冰鉴》。唐代的袁天罡，宋代的陈传，都是鉴别人物的高手，但他们都不是世俗中人，偏僧偏道，游于山水之间，过着神仙似的生活。而曾国藩秉承“兼善天下”的思想，从未打算要归隐山林，秉乘他祖父鼓励他的竭心尽血效忠朝廷的思想，从而留下了一套鉴人的学问。

曾国藩这套鉴别人才的学问，影响不小，与民间流传的相学也区别甚大。相学是静态考察，易流于机械主义，而且宣扬命运天授思想，看不到个人努力的作用，还从面相中定人一生富贵。人的富贵荣华，受家庭、历史条件、个人奋斗等多种因素影响，仅凭相貌来定，少掉了许多依据，正确性是不足为论的。曾国藩鉴别人才，一个核心思想是从他的相貌、言语、行动特征来考察其思维和做事的方法，从而判断他才能的大小，以此确定他适合担任什么工作。

这样的思想才是考察人物、鉴别人才的正道，今天的领导人要善于从中吸取，领会其精髓。

白面书生和才貌双全主要有感情色彩、词性和适用范围三个方面的区别。

1、感情色彩不同：

白面书生：有中性和贬义两种分别。作中性词时，指人面相白净，相貌较好；作贬义词时，指人经验不足，缺乏阅历。

才貌双全：褒义词。赞美人才艺和相貌都很出众。

2、词性不同：

白面书生：是偏正结构的名词，泛指文弱的读书人。

才貌双全：是主谓结构的形容词，形容人会琴棋书画，仪态端庄，才学和相貌都好。

3、适用范围不同：

白面书生：适用于相貌不错却缺乏社会经验，显得浅薄和狼狈的年轻人。

才貌双全：适用于所有有着较好相貌和出众才艺的人，对于男女老少不同年龄段的人皆可使用。

扩展资料：

白面书生出自：

“陛下今欲伐国，而与白面书生辈谋之，事何由济！”——梁  沈约《宋书·沈庆之传》

释义：“现在大王要去攻打其他的国家，却去找两个从来没打过仗的'白面书生'来商量，这场仗怎么会成功呢?"

才貌双全出自：

“七岁草字如云，十岁吟诗应口，才貌两全，京师人每呼少俊。”——元  白朴《墙头马上》第一折

释义：七岁时便能起草写字，十岁便能开口诵诗，才学和相貌都出众，京师的人称其为青年才俊。

两个词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含有对人物相貌端正的描摹。

参考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白面书生

百度百科-才貌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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