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黎简介

【谁知道张宗昌的书法简介】

自隋唐兴科举到清朝结束，全国有名有姓，有史可考的文状元592人，武状元168人(均不包括太平天国及张献忠的大西国产生的文、武状元)。然至清光绪之前，潍县史无状元，潍人深感遗憾。光绪二年(1876年)，潍县西南关的曹鸿勋打破千年沉寂，殿试一举夺魁，高中状元，潍县为之轰动。但经过一千二百多年的科考，潍县才出了一个状元，将来是否还出状元?过多少年才会再出状元?上百年?上千年?这些，谁也说不清。

不料事过二十八年(光绪二十九年，即1903年)，潍县又出了一名科举考试最高荣誉获得者，也是西南关人，此人姓王名寿彭，与曹鸿勋同住一条胡同——新巷子!曹、王二人年龄相差28岁，原无什么交往，曹氏中状元时，王寿彭才3岁。但二人中状元时的年龄相仿：曹氏31岁，而王氏则是30岁。王寿彭为中国历史上倒数第二位状元(最后一位是直隶的刘春霖)。倘不是1904年慈禧太后70大寿，天下共庆所谓“万寿节”，“老佛爷”龙颜大悦，特赐了一个“恩科”，那王寿彭便是中国最末一位状元。虽然甲午海战及庚子赔款之后，清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然潍县人仍以王氏的高中而兴奋不已一一他为潍县人争了光。新巷子这一小街不知不觉地更换了称呼，叫做“状元胡同”，而且约定俗成，直到现在。许多人由乌及屋，对状元胡同也刮目相看，地理先生们更是空前活跃，纷至沓来，对这一小街及曹、王两家宅第，不厌其烦地进行着全方位的卜测、论证……。繁华的潍县沙潍大集上，说书艺人更是大加渲染，边敲小鼓，边在开场诗中念唱：

潍县自古文风盛，举人秀才满县城。新巷子出俩状元，曹鸿勋与王寿彭。

王寿彭成为二十世纪初，进入潍县名人榜的最显赫的人。

童年求学

王寿彭，字次篯，生于清同治十二年(1874年)，幼年是在贫寒中度过的。其父粗通文墨，精于帐路，在一乡绅家做帐房伙计多年，收人了了。因请不起师傅，也上不起私塾，王寿彭的蒙学是在其读过几年书的兄长指点下开始的。兄长学识一般，但对弟弟的学习要求甚严，王寿彭聪敏过人，读书常过目不忘，其悟性也极佳，对文章的理解颇深。时间一久，兄长渐渐败下阵来——他教不了王寿彭。父亲见王寿彭象是有出息的样子，便正式为他求师，送人私塾。塾师姓康，也是西南关人，因学识渊博而受到当地青睐。王氏人塾不久，康师傅就发现，新收的这位学生有许多长处：他聪明好学，不用督促；他喜书法，摹写形似亦神似；他勤苦爱劳，常帮师傅做些外出挑水，洒扫庭除等家务。这样的学生，师傅当然喜欢。象其他塾师一样，康师傅向学生灌输的也是“学而优则仕”，学生学习的楷模，则是苦读成材，中了状元，做了大官的同乡曹鸿勋。而求取功名，出人头地，改变家庭困境，也正是王寿彭求学的主要目的。为达此目的，王氏专心致志，“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很快，学业大进，在同窗中独树一帜。

春风得意

光绪十六年(1891年)，王寿彭崭露头角，17岁中秀才。自己高兴，父、兄、老师高兴，连西南关的邻舍百家也多有羡慕赞美之词。“继续读吧，再迈一步就是举人”，许多人这样勉励他。然也有一些噪音，多半是出于嫉妒：“中个秀才有什么了不起?潍县人乡试名落孙山者不乏其人，偏他王家就一定会出举人?”风凉话传来，王家自然十分不悦，但王寿彭却不动声色，他认为将来是否成功，现在下结论为时过早，只要刻苦努力，不用说举人，就是进士也不妨争一争!从此，他读书更加如饥似渴，与科考有关的书籍，尽量精读。求师访友，博采众长，也成为他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每年总要邀集同案，做几个文会，相互切磋。这期间他参加的几次岁考，大多名列榜首。

王寿彭曾奢望过拔贡。拔贡是地方官从品学兼优的秀才中选拔产生的，每十二年选一次。拔贡可直接参加京试，中一、二、三等者又可直接任命官职。按王氏的学问，选为拔贡应不成问题。可惜，家境贫苦，缺少巴结官场的资本，拔贡可望而不可及，王氏只好作罢。为了生计，他22岁时远去济南做了塾师，但仍志存科考。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王寿彭参加了山东乡试。一日，潍县城南门一阵锣响，三匹报马径奔西南关新巷子王氏门前，三位报录人下马高喊：“恭喜王寿彭王老爷，您高中举人了!”正热闹间，二报、三报都到了，报子们讨了喜钱，乐滋滋而去。潍县城，尤其是西南关一带，自然是一场轰动。王家不大的庭院，春意盎然，同窗、亲友、邻里多来祝贺，连素无往来的缙绅也不乏与贺者。再也未听到有人说风凉话。

1900年八国联军的入侵干扰了京城的科考。1901年，光绪帝而立之年庆寿，把正科考试(辛丑科)改为“恩科”，正科向后推迟。但“庚子之难”，贡院被毁，无法开考，直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才将正科、恩科合并举行。因是癸卯年，故称“癸卯科”。这次会试，慈禧记取了“公车上书”(即1898年的“戊戌变法”)之教训，破例将考试地点改在河南开封，且不准“康梁余党”及追随者应试。会试合格者才可进京殿试。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王寿彭赴开封参加会试，他的理想是中进士，哪怕是三甲。然天有不测风云，一路风尘，刚至河南，王氏即染病卧床，请医调治，也不见好转。他心急火燎，一脸沮丧，考期临近，时不我待，他甚至做了弃考的最坏打算!亲友们见状，多好言相劝：“自古未有场外的进士，还是坚持去考一考，考不好也权当练练兵!”在他们的劝说下，王氏抱病应试，坚持考完了全过程。

正是这抱病应试，意外成全了王寿彭，他会试成功。病全好了，随后王氏赴京参加殿试，张榜之日，以一甲一名高中状元。喜讯传到潍县，潍县一片欢腾，新巷子成了著名的“状元胡同”，许多人为此津津乐道。因为是状元，王氏自然进入翰林院，成为当之无愧的修撰，官从六品，而其他进士，均为七品。

夺魁诽语

正当王寿彭沉浸在夺魁的喜悦之中时，一股不和谐的潜流却悄然袭来，有人说，王氏的状元得之“偶然”,“老佛爷”的心血来潮是王氏高中的主要原因。有人描述得几近传奇，有板有眼：考官们初拟一甲一名为旗人左霈，然其姓犯“旁门左道”之忌，不配为“元”；又拟取贵州遵义的杨兆麟，而“杨”姓不显，亦不配为“元”。后来才拟定为王寿彭。还有人说，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乃慈禧庆贺70大寿之年(实为69岁，按“不过正寿”之俗，70寿辰，69岁过)。进士名单上，王氏的名字引起了主考官的兴趣，“王”、“寿”、“彭”三字，字字吉祥，分明应了“王者寿如彭祖”之意。“老佛爷”凌驾于皇帝之上，是当然的“王者”。“彭祖”则是传说中的寿星，姓笛名铿，颛顼玄孙，生于夏代，至殷末已有约800岁。殷王以为大夫，然其托病，不问政事。因曾被封于彭城，故有“彭祖”之称。旧时，人们以彭祖为长寿的象征(见《神仙传》与《列仙传》)。主考官认为，“老佛爷”正操办寿事，倘见到考生王寿彭的名字，定然欣喜，何不将王氏列一甲一名，以讨“老佛爷”欢欣?于是，将王寿彭的名字置于参加殿试的70名考生之首，呈于慈禧面前。慈禧一见“王寿彭”的名字，果然心花怒放，立即点为状元。大多人对此信以为真，但也有人付之一笑，不以为然。

笔者认为，“偶然”之说似有穿凿附会之嫌。王寿彭是经过一道道科考程序才选人进士行列并进入一甲的。进人一甲，选为状元的或然率已经很高，故王氏中状元并不“偶然”。何况那慈禧，虽颐指气使，但通晓文墨，而且维护清王朝统治的宗旨十分明确，断不会以一个人的名字凶吉而昏庸到连选拔人材的大事也随心所欲。更况“偶然”之说，正史并无记载。所谓“偶然”，大概产生于某些人对巧合事件的臆测，更有可能产生于失落者的文人相轻。然“偶然”之说愈传愈广，沸沸扬扬，几乎尽人皆知，王氏有口难辩。恼忿之余，他公开写打油诗辩诬：

有人说我是偶然，我说偶然亦甚难。

世上纵有偶然事，岂能偶然又偶然!

王寿彭的前辈、老乡，光绪二年状元曹鸿勋见“三人成市虎”，实在不象话，便公开批驳“偶然”说：尔等只说寿彭“偶然”，然其大卷未起草稿便一气呵成。今之学子，孰能办得到?曹氏的话，对维护王氏的声誉自然起到一些作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访欧美及日本，考察宪政，王寿彭则奉命与刘春霖等赴日本考察政治、教育与实业，这本身即说明清廷对王氏才能的认可。考察归国后，王氏所著《考察录》，很有些“立宪”意识，而且有不少改良教育与实业的建议，这亦证明王氏并非庸才。

湖北任上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王寿彭出缺赴武昌，任湖北提学使。首次独当一面，他很想施展抱负，振兴湖北学业。有出访日本的有利条件，他决心以国外先进的教育思想改革湖北教育。在调查了湖北教育的现状之后，他着手创办两湖(湘、鄂)优级师范学堂，意在培养有改革意识的师资队伍。该学堂聘用的教师，不少人对西方教育思想有兴趣。王氏为该学堂制定的教学方针也大有革新意味。他制订的“预算制度”，为当时全国之首创。几年内，两湖优级师范学堂培养了不少新型师资，这些师资，又推动了两湖学堂教育的发展。

王寿彭在湖北的政绩，清廷甚感满意，不几年，他便擢升为湖北署理布政使。正巧，湖北巡抚离任，王氏奉命兼任巡抚，权倾湖北。这是王氏步人仕途后官场上最辉煌的时期。

可惜好景不长，清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lo月10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风云突变，王寿彭不知所措，方寸大乱。随即，南方各省纷纷宣告独立，清王朝“寿终正寝”。但武昌起义的革命军过于幼稚，他们急于把清朝官吏拉人革命队伍，以壮声威，其中也包括动员王寿彭。王氏不想有悖于清廷，他曾支持湖广总督瑞澄镇压革命党人，他根本不赞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日本考察时即反对孙中山在日本的革命活动，故对革命军之邀反应冷淡。他躲躲闪闪，推三阻四，并暗寻时机，意欲逃走。革命军见此人对革命殊无热情，只好作罢。王寿彭借机回到山东。

供职北洋与追随张宗昌

民国初年，王寿彭曾出任过山东都督府和巡按使署秘书，教育司长等职。事过五年，1916年6月16日，在上演了一系列闹剧之后，窃国大盗袁世凯于全国一片唾骂声中暴死，黎元洪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黎氏早就认识王寿彭，他对王氏的学识及辛亥革命时的政治态度留有印象。此时，北洋政府秘书长丁佛言向黎推荐王寿彭，黎一口应允，王氏成了北洋政府的秘书。从此，王寿彭即从北洋政府内支取可观的俸银，少不了参与一些舞文弄墨及军阀之间你争我斗的勾当。因书法极佳，又是状元出身，此间向其求字者颇多。

1925年5月，军阀张宗昌以督办的身份入主山东，成为北洋体系统治山东的最后一位军阀。张氏一上任便网络人才，着手组阁。当时山东原教育厅长于恩波辞职，徐方平代任，但徐并未到任，厅长一职空缺。张宗昌忽然想到了状元出身，又干过湖北提学使的王寿彭，于是派秘书林宪祖车往北平，“亟请王状元返鲁，出任教育厅长”。客观上说，王氏属晚清遗臣(有人把他看作封建余孽)，而张宗昌乃一介武夫，又是远近闻名的“混世魔王”，二者并非同路之人，故王寿彭从内心里不想与张宗昌厮混。但又虑及张氏已成为山东的土皇帝，倘拒绝其邀请，那张宗昌什么事情干不出来？酌量再三，王氏最终答应回鲁。不几日便赴济南上任。因头上仍有“状元”的光环，鲁人多刮目相看。张宗昌也不含糊，王寿彭就职那天，张亲往祝贺，并向教育厅全员训话：“我张宗昌是个老粗，各位不要瞧不起我。我现在特请王状元来当教育厅长，帮助办好山东的教育事业……”。王氏对张督办的讲话深感满意。王寿彭出任山东教育厅长时的仪表形象，崔德润先生(当年齐鲁大学的学生，见到过王寿彭)有如下回忆：“他，上中等身材，眉清目秀，面色红润，常带笑容，对人很有礼貌。但缺少绅士风度，很象潍县城的买卖人……”。

但是，此时王寿彭的教育思想却出现了倒退。他反对“五四”精神，过分强调儒教。1925年9月，他下令山东各级各类学校(特别是小学三年级至高中各年级)，一律添读经书，读、背方式，一如旧塾。在农村，他大力倡办或恢复私塾，并大量印刷、推销儒家的全部经传“十三经”，其中包括《诗经》、《论语》、《孟子》等。

王寿彭初任教育厅长时，山东尚无公立本科大学(原来的本科“山东大学堂”1914年被民国政府一分为六，均成为专科)。1926年7月，他以山东省立农、工、商、医、法、矿各专门学校为基础，组建了山东大学，自任校长。8月5日到职视事，并挂出了自书的“山东大学”校牌。在开学典礼上，他发表了《“读圣贤书，做圣贤事”》的训词。创办大学，发展教育，本无可厚非。但王氏办学，处处迎合张宗昌的口吻，其办学思想，多与军阀政治混为一谈。山东大学聘任的学董，如吴佩孚、张宗昌、孙传芳、张树元等，大多是北方军阀。山大刚成立，王寿彭即下令禁止学生打网球，理由是“打球荒废学业”。王氏在山大办学的宗旨重点在于“尊德性”、“明人伦”、“拒邪说”。“拒邪说”的核心是反对革命思想，抵制进步文化。他禁止学生阅读《向导》之类的进步书刊，禁止学生集会、结社及参加一切政党。在他任职期间，进步思想明显的教师多被开除。山大成立之初，校名尚无“国立’，或“省立”字样，实际上直属张宗昌领导。上海的《语丝》杂志给山大起了一个绰号，叫做“亚历山大(亚洲—历城—山东—大学)”，其中颇含讥笑意味。当时的《山东杂字》一书，则直接把王寿彭骂作“前清老腐败”。但是，王寿彭也有狡猾的一面。他奉行“持身、谨言、慎行”，从不对学生进行集体训话，他到山大办公的次数也不多。济南人背后一般直呼其名，或称之为“王大魁”，不称他的职务。

为配合张宗昌沽名钓誉，1925年8月，王寿彭在曲阜导演了一次祭孔大典，主祭人为张宗昌。大典之日，张宗昌在曲阜奎文阁作了题为《孝悌为仁之本》的讲话，读稿前，张宗昌说：“我的祝辞和讲稿，全是王状元作的，已经印出来了，每人发一份，大家回去好好地念，好好地想想，将来就好好地去做”。此次祭孔，规模盛大，轰动全国。山大内部，对王寿彭奉迎张宗昌也颇有微词，讲经学的王峻夫老师在讲解《论语》中的“恭而无礼则劳”时就不无讽刺地说：“我们的王校长，在张督办(即张宗昌)要来校视察时，一定先迎到‘齐鲁总制’(即督办公署，因署前有一座牌楼，额书“齐鲁总制”故名)，回去时又送到‘齐鲁总制’，未免太‘劳’了!”张宗昌的一个女儿暴死时，王寿彭严令女子师范及其他中等学校集体前往吊唁。王寿彭实际上成为张氏政权的御用人物。对此，1926年3月6日共青团济南地委有如下评述：王寿彭“为虎作伥，狐假虎威，尽志尽劳地做了不少‘功绩’”。山东社会上把张宗昌一千人评为“四凶”、“十恶”，其中“十恶”之首即王寿彭。

1928年，王寿彭在山大教育经费问题上与财政厅长杜尚发生争执，二人互不相让，一直闹到张宗昌官邸。作为穷兵黩武的新军阀，张宗昌确保的首先是军费，故王、杜之争，张氏明显地支持杜尚。王寿彭争执不过，愤而辞去山大校长职务。也有人把王氏辞职的主要原因归之为自国外留学归来的部分名教授的责难，此说也有道理。王寿彭处处迎合张宗昌，教育思想过于陈旧，接受了国外先进教育思想的教授们与之发生激烈的碰撞，在所难免。在这种状况下，王氏“愤而辞职”，似乎亦在情理之中。但王氏辞职后，在继任人选上又出现争执。

张宗昌见状也不谦让，竟说：“山东大学的校长谁也不给，由我自兼”!于是，张氏居然自己兼任了山大

校长。难怪有人打趣说：“齐鲁文明之邦，目不识丁当校长，孔圣九泉哀叹，荒唐、荒唐!”

1928年5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济南，张宗昌在日本人的帮助下逃出省城。作为张氏政权的要员，王寿彭也不敢呆在济南，他紧步张宗昌后尘，惶惶然逃往天津，寓居意大利租界。第二年(1929年)7月于天津病逝，时5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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