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乐山水画作品

【东晋著名画家、雕塑家戴逵简介，戴逵作品有哪些？】

人物生平

戴逵是史上著名的雕塑家兼画家，少负才名，能文工书画善琴，其余巧艺靡不毕综。《晋书》列于隐逸传中，称其：“性高洁，常以礼度自处，深以放达为非道。”戴逵巧思，善铸佛像及雕刻，他曾以古制造丈六无量寿佛木像及菩萨像，“至于开敬，不足动心。”所以隐于帷中，密听大众的议论，不论褒贬，自会于心，以至于“精思三年，刻像乃成。”

有关他的记载见于《世说新语·巧艺》、《历代名画记》，时人称他“词美书精，器度巧绝”“善图圣贤，百工所范”，由于他的文化内涵与技艺，不但能书善画，并能雕塑铸作，唐代张彦远认为汉魏以来的佛像，皆由于“形制古朴，未足瞻敬”，直到戴逵的出现才有进一步的发展，开启了后来曹仲达、张僧繇的造像人物的画风。戴逵是创造性的艺术家，对于古制造形的改革，使佛教造像有了审美的感动力，所以追求“动心”的艺术特质。戴逵在南京瓦棺寺作的五躯佛像，和顾恺之的《维摩诘像》及狮子国（锡兰岛）的玉像，共称“瓦官寺三绝”。

戴逵淡泊名利，一生隐居不愿出来为官，而他哥哥则想着建立领兵拒敌的功业。太傅谢安对他哥哥说：“你们兄弟俩人的志向和事业为什么相差那么远呢？”他哥哥说：“因为我忍受不了那份清苦，而家弟也改变不了他的乐趣。”

人物轶事

戴逵（340年-396年），字安道，戴逵出生于东晋谯郡县（今安徽省濉溪县临涣镇）一个士族官僚家庭，他的祖父、父亲都在东晋朝廷里做过大官，有一定的名望。他的兄长戴逯因屡立战功，被朝廷封为广信侯，后又升官至大司农。当时著名的学者范宣就曾做过他的老师，并给了他以巨大的影响。史称他“幼有巧思，聪悟博学”，又说他“少博学，好谈论，善属文，能鼓瑟，工书画，其余巧艺靡不毕综”。

巧成郑玄碑

聪明过人，博览群书，喜好六艺之术，不仅为戴逵日后成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极大地调动了他的创作热情，使他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得以发挥和升华。戴逵十来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偶尔不慎打破了一只鸡蛋，他顺手用绢布抹去。等到第二天，他发现那块绢布竟硬成一团。他大受鼓舞，立即找来破损白瓦研磨成屑，打了不少的鸡蛋，滤去蛋黄，再将白瓦灰兑入蛋清之中，反复揉搓，最后做成一碑，并命名为《郑玄碑》，还亲自写了碑文，用刀把碑文刻到碑上。凡是见到这个碑的人，个个都赞叹不已，认为这个小玩艺儿“词美书精，器度巧绝”，一时在人们中传为美谈。

随作渔翁图

戴逵随父游建康（即今江苏南京），只见沿途山清水秀，柳暗花明，他激动不已，常立船头，一站数小时不归舱。特别是那渔翁身披蓑衣，头戴斗笠，驾一叶小舟，在烟云浩渺的水波之中，时出时没，时隐时现，悠闲自在，无虑无忧，真是令人羡慕！

到了建康之后，他父亲带他来到著名的瓦棺寺。这瓦棺寺的住持僧原本是风流儒雅之辈，后因犯事出家，但俗缘未了，故此瓦棺寺竟成了当时建康城中文人雅士聚居的地方。当戴逵随他父亲来到瓦棺寺时，正好当时著名画家王蒙在这里为人作画。戴逵见了，便觉大开眼界。王蒙素与戴家有旧，今见戴家父子到来，昔日也隐隐听说戴逵是个神童，便要他现场作画一幅。戴逵推辞不过，随即蘸足浓墨，一气呵成，画出一幅《渔翁图》来。原来戴逵乘船顺江而下时，见着江上渔翁后，便久久不能忘怀，早在心中勾勒了这幅画图，此时只不过是将其复制出而已。

王蒙原本是晋朝画坛旗手，见戴逵三下两下，一挥而就，甚是高兴。再细品画风画意，更觉气韵不凡，潇洒俊逸，大为慨叹。他以独具之慧眼，透过这幅《渔翁图》，料定戴逵必非仕途之庸人，定为山川之高士。因而感叹道：“此童非徒能画，亦终当致名。恨吾老，不见其盛时也”。王蒙虽非公卿王侯，却因画名显赫而为世人景慕，且心性极高，骄人傲物，从不轻易褒扬他人。如今竟如此盛赞戴逵，周围的人便知戴逵确实不同凡响，而格外地另眼相看了。

托情南都赋

戴逵的父亲致信当时的著名学者范宣，让戴逵跟随他学习子史经文。

这范宣字子宣，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人，博学多识，尤善“三礼”。此人一身傲骨，不慕荣华，因不满朝廷黑暗，朝廷先后征他为主薄、太子博士、散骑侍郎等，皆坚辞不就。戴逵十分仰慕范宣的人格和骨气，在跟随范宣读书的日子里，戴逵手不释卷，勤学好问，处处以范宣为师。“范读书亦读书，范抄书亦抄书”。因而范宣十分器重他，特别希望他能读好经学，将来好“治国平天下”。

闲暇时候，戴逵总免不了要游山逛水，习书作画，这却使范宣大不以为然。他对戴逵说：描形绘画，只不过是雕虫小技，于世无补；你应抓住青春这大好时光，认真习读经书，深明经义，日后好辅君济民，治国安邦。戴逵见老师并不理解自己的追求与理想，又不好与范宣正面理论，于是就依照东汉张衡写的《南都赋》的意思，绘成一幅《南都赋图》，恭恭敬敬地把它送给范宣，范宣观后，不禁为之震撼。从画面上看，南都繁华，造极登峰；细看画之寓意，实暗示这繁华乃过眼烟云，不足为羡。思前想后，范宣再展画屏，重新品味一番：其画之意义深刻，构思精巧，手法细腻，用笔流畅，真让人回味无穷，浮想联翩。他立即把戴逵找来，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感受告诉戴逵，并表达了要从戴逵学画的愿望。

师徒二人在读书作画之余，还常常到附近的名山大川去游览。每至山中，戴逵便留连忘返，不思茶饭，顿生归隐之心。特别是会稽南之剡山，古柏怪石，清流深潭，更让戴逵有一种归家的感觉。随着感情的加深，范宣越发器重戴逵，他还作主把侄女许配给戴逵为妻，这足以看出范宣对戴逵所抱的期望。

高风惠后

东晋时期，佛教盛行，因果报应之说十分流行，加上当时僧人们的推波助澜，至使天下人趋之若鹜。戴逵则认为所谓因果报应，完全是人们的一种猜想，毫无根据。他同当时著名的僧人慧远反复论辩，常使慧远词屈不能应。为了反对佛教的因果报应说，他还专门写了一篇著名的论著《释疑论》，对因果报应说提出质疑和否定。戴逵秉性高洁，常用高标准来要求自己，使自己的言行合于礼节规范。他反对当时风行的放浪形骸的社会风气，认为所谓放达是不走正道，不足取。他说：父母去世了，却以采药为由而不回家的，不是好儿子。君王遇到危险，而不能挺身而出的，是那苟且偷生之臣。一个人只追求所谓放达的形式，而不去实践做人的根本目标，这种行为就是舍实逐声，是东施效颦。他坚决反对不求实质只求貌似的作法，以为徒贵貌似十分有害，如同“紫之乱朱”。他说，儒家尚誉，是为了提倡贤，如果失其根本，便是“怀情丧真，以容貌相欺”。道家远离虚名，是为了追求实，否则，情理俱亏，必然导至“本薄”--没有根基。他主张“拟之然后动，议之然后言”，“先辩其取舍”。如果能做到这样，人们虽各自走的道路不一样，但最终会达到什么境地，是可以预测的；世事虽然迷乱无序，却仍然可以找到它的规律，而不至于弄错。所以人切不可“自驱以物，自诳以伪，外眩嚣华，内丧道实”。一句话，一定要加强自身修养，培养道德根本，不要为虚名、形式所累。

不为王门伶

由于戴逵多才多艺，出类拔萃，自然而然地引起朝廷的注意。当时官任太宰的武陵王司马，听说戴逵鼓瑟有清韵之声，就派人召他到太宰府去演奏。戴逵深以为耻，当着使者的面将瑟砸碎，说：戴安道不为王门伶人。戴逵深切地痛恨那些故作风雅、奢侈放纵的官僚贵族，认为替他们鼓瑟是奇耻大辱。

晋孝武帝时，当时著名文豪谢安官至宰相，也听说戴逵的名声，便想亲自见识见识他的才能。正好戴逵有事从剡县到京师，谢安专程来看他，二人见面后，谈书说琴，甚为投机。但根据当时的风俗，宰相会客，当以议国事为先，只有和庶人、伶人才议别的。因此，尽管二人谈得很深入，在旁人看来，未免对戴逵有些轻慢，或者干脆就是侮辱。但戴逵并不介意，他也仰慕谢安的才学，毫不计较自己受到的屈侮，与谢安谈论琴书愈妙，“不露吝色”。不知不觉，二人越谈越投机，那一轮红日竟渐渐西沉了。谢安终未与戴逵论起政事，却“悠然知其量”，深为戴逵高尚的道德修养，虚旷胸怀而赞叹不已。

德操憾友人

还是在武陵王司马征他不应，闹了一场砸瑟风波后，戴逵便决定终身不仕，举家来到会稽剡县，过起超凡脱俗的隐居生活来。他在剡山之中，以读书、作画、雕刻为乐，不问政事，逍遥自在。但他又绝非那种故作姿态的人，而是在社交中严格挑选对象，只和当时名士郗超、刘炎、谢安、王徽之等遍游名山大川，纵论古今书画，探讨雕刻艺术，因而被世人称之为通隐，即十分旷达的隐士。

当时大名士王徽之家住山阴，很赏识戴逵的德操技艺，故经常和戴逵往来。有一天半夜，纷纷扬扬地下起了鹅毛大雪。这美好的景象，一生能遇几回？王徽之立即穿衣起床，叫小僮温来热酒，边饮酒边欣赏那纷纷扬扬、漫天飞舞的雪景。几杯酒下肚，猛然有一种说不出的彷徨情绪涌上心头。王徽之素对曹操不以为然，偏一首《苦寒行》至今却叫王徽之不能忘怀。特别是“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等数语，总令他浮想联翩，思绪万端。自东汉末年以来，豪杰并起，封建割据，年年征战，民生凋敝，豺狼横行，百姓遭灾，志士隐逸。如戴逵这等有才华者，竟也不问世事，隐居山林。一想到戴逵，他就巴不得立即与他见上一面。等不得天亮，他让小僮寻来船工，连夜兼程，来到剡县。赶到戴逵家门口的时候，天已大亮，雪也稍停，船工原以为王徽之会上岸去，谁知王徽之却令船原路返回。船工不解，王徽之说：我是乘兴而来，兴尽而回，又何必一定要见到戴逵呢?戴逵得知此事后，说：徽之不囿于礼，独钟于情，真是我的知心朋友。

隐逸不入仕

戴逵的祖父、父亲都曾是晋朝的重臣，其兄又为晋朝立下汗马功劳，因而晋孝武帝十分感谢戴家的忠心。当他得知戴逵学贯古今，名震天下，琴棋书画，无所不精时，于太元十二年（公元387年）派命官带了“束帛”到剡山征戴逵来朝为官，并封他为散骑常侍，国子博士。戴逵对来使说：“老父有病，已是气息奄奄，且不知道还有几日在人世，故逵之尽孝时日苦短，望皇上垂怜，收回成命。”其实这显然是推辞之话，孝武帝也心明白，故没有勉强。待戴逵父亲西归后，尚书仆射王王旬再次上疏，复请征戴逵为国子祭酒，加散骑常侍，戴逵又找到了一个理由辞掉。戴逵一生隐逸不仕，潜心致力创作，从而在艺术上取得非凡的成就，攀上当时绘画和雕刻艺术的巅峰。

晋孝武帝太元七年，秦王符坚大举犯晋，晋军采取以逸待劳和各个击破的战术，凭借有利的地势，靠几万人打败了上百万秦兵，创下了历史上最为成功的以少胜多的战例，这便是著名的淝水之战。在这场恶战中，戴逵的兄长戴逯立下大功，朝廷一下把他的官阶提了几级，地位也跟着显赫起来。有一天，谢安来看望戴逯，问：“你们兄弟二人，一个立志做隐士，一个却一心为国建功立业，处世态度为什么会这么悬殊呢？”戴逯回答说：你过奖了，其实我并未给国家做多少事，而朝廷委我如此重任，使我感到担子太重，恐怕担当不起；我的弟弟的初衷不改，立志隐逸，这倒是真的，无论谁跟他做工作，也无法改变他的这种追求，这是您也知道的。

妙手著丹青

我国的绘画艺术，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具有浓郁鲜明的个性特征，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到魏晋以后，我国的书法和绘画艺术发展到一个高峰，书法以二王（即王羲之、王献之）为代表，绘画则以戴顾（戴逵、顾恺之）为旗手。

戴逵是当时绘画艺术的集大成者，南朝齐人谢赫在他所著《古画品录》中称赞戴逵为当时绘画界的领袖。戴逵所画人物画和肖像画，在艺术上达到很高的成就。据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录》所载，戴逵的人物画、肖像画就有十余幅，其中影响最大的有《阿谷处女图》、《胡人弄猿图》、《董威辇诗图》、《孔子弟子图》、《五天罗汉图》、《杜征南人物图》、《渔父图》、《尚子平白画》、《孙绰高士像》、《嵇阮像》等。他还精于山水画，他的作品一时成为众人仿效的范本。被收入《历代名画记》的山水、飞鸟、走兽画有《狮子图》、《名马图》、《三牛图》、《三马伯乐图》、《南都赋图》、《吴中溪山邑居图》等。戴逵绘画，在艺术上具有独特风格。所画人物，形神兼备；所画山水，情景交融，充分显示我国古代绘画艺术创作中的现实主义传统，成为后人学习的极好典范。他曾作《七贤与荣启期》图，后为人所临摹，做成砖印壁画，陪葬于南京西善桥之南朝墓中。此画共分两幅，分嵌于墓室南北两壁中部，各长2.4米，高0.8米，实乃画中巨制。南壁绘刻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四人，北壁绘刻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四人。这八位高士皆席地而坐，服饰不同，姿态各异，神情迥别，充分表现他们当年结伴郊游的生活情趣与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所画人物莫不个性鲜明，神态逼真，各尽其妙。

戴逵画风，对后人影响极大。比他稍晚的顾恺之，就十分钦佩他的才能，并且将他的绘画风格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使中国人物、山水、佛仙、禽兽之画的技艺臻于完善。顾恺之比戴逵小26岁，却在他所著《魏晋胜流画赞》中，收录了戴逵的五幅作品，他们分别是《七贤图》、《嵇轻车图》、《嵇兴图》、《陈太丘二方图》和《临深履薄图》，并且一一给予很高评价，称赞他的作品世人“莫能及之”。

镂刻师古今

戴逵在艺术上的又一重要贡献是雕刻。

东晋时期，佛教文化得到极大发展，佛教艺术亦在全国迅速推广，特别是佛教造像艺术一经引入，便在四面八方迅速传开。戴逵本来就对佛经有深入研究，深刻懂得佛经要意，对佛经故事亦了如指掌，故所刻佛像形神兼备。

晋孝武帝中叶，会稽山阴灵宝寺慕名求戴逵为之刻一尊一丈六尺高的无量寿佛木像。佛像刻制完成后，观者无不称妙。可戴逵左看右看，总觉得这尊像的神态过于死板，而情感表现得不够充分，缺乏一种对人的冲击力和震撼力。他逐一向众人请教，但大家都说恭维话，不提具体修改意见。戴逵想，看来人们怕我面子过不去，不愿说真话。于是他就躲到屏风之后，把参观者对于佛像的各种议论记录下来，如有的说：这佛像上额太窄；有的说：这尊佛的两眼太小；还有的说，这尊佛的耳朵应下垂，以显现出大度风范的样子……诸如此类，戴逵都一一记在心里，反复琢磨，然后反复修改，前后经过了三年时间，终于刻制成一尊符合佛经教义、体现民族风格、深受观众赞叹的完美佛像。唐道宣在《法苑珠林》里情不自禁地赞叹道：“自泥洹以来，久逾千祀，西方像制，流式中夏。虽依经溶铸，各务仿佛；名士奇匠，竟心展力，而精分密数，未有殊绝。晋世有谯国戴逵，字安道者……机思通赡，巧凝造化，乃所以影响法相，咫尺应身，乃作无量寿挟持菩萨……准度于毫芒，审光色于浓淡，其和墨、点采、刻形、镂法，虽周人尽策之微，宋人象楮之妙，不能逾也”。戴逵此像一出，世人争相仿效，并把外来佛像的形体修改定格为宽额、浓眉、长眼、垂耳、笑脸、大肚的公认形象，这可以说是戴逵对佛教在中国传播所作的一大贡献。

始创脱胎法

戴逵的名声越来越大，请他造佛像的人也越来越多，遍布全国。那时造佛像，有铜铸、木雕、石刻、泥塑诸法，但或因成本太大，或因航运不便，这就迫使戴逵去寻找新的材料，改变传统的造像手段。一天，他来到剡县一烧砖瓦的作坊，见那些匠人正用木模造瓦。

他大受启发，立即回馆找来一种名“纟宣”的布，先用木胎泥模造出底胎，再在泥胎外面粘上纟宣麻布数层，然后在布胎上上色彩绘，干后去模，这样就形成了外实里空的漆彩雕像，史称“脱胎”或“脱空(sai)造型”，纟宣这种造像轻便，不裂缝，宜于携带转运，所以又称“行像”。戴逵发明这种脱胎造像的技术后，很快在全国传开，一时，夹纟宣造像迅速成为一种时髦和风气。隋唐以后这一技术还传到了日本，因而日本也很快用上了这一工艺。晋安帝义熙初年(405年)，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国王派使臣送来玉佛像一尊，帝命戴逵造佛像五躯，令顾恺之绘维摩诘壁画，以藏于瓦棺寺。于是戴逵精心酝酿，调动一切雕刻手法，按期完成了皇上交给的任务，其造型之独特，非常人所敢想像。唐道宣称其乃“东夏制像之妙。”后人们把狮子国送来的玉佛，顾恺之绘的壁画和戴逵制的五躯佛安置到建康瓦棺寺，人称“三绝”。

戴逵破琴

武陵王司马听说戴逵擅鼓琴，一次，请他到王府演奏，戴逵素来厌恶司马的为人，不愿前往，司马就派了戴逵的一个朋友再次请他，并附上厚礼，戴逵深觉受侮，取出心爱的琴，当着朋友的面摔得粉碎，并大声说道：“我戴安道非王门艺人，休得再来纠缠。”朋友当下震住，面带惭色，带着礼品灰溜溜地走了。

密听众评

戴逵擅画，一次，他给一家寺院画佛像，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但又担心别人不会当面提意见，于是，他把画好的佛像放在寺院里供人参观，后面挂以帷帐，自己躲在帷帐后面，用心记下大家的评论、意见，然后参照它们进行修改，这样反复多次，直到人人称好。戴安道中年画行象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语戴云：‘神犹太俗，盖卿世情未尽耳’，戴云‘唯务光（夏时贤人）当免卿此语耳’。”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戴安道的画，太贴近生活；二是他画的宗教人物画也反映现实人物的思想性格。他画过《稽轻车诗图》能完全捕捉人物的情态，即所谓“作啸人似啸人”的程度。顾恺之评他的肖像画说：“稽兴，如其人”，由此可知他的绘画成就。

王子猷雪夜访戴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仿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文中所提的戴就是戴逵。

晋书文载

戴逵，字安道，谯国人也。少博学，好谈论，善属文，能鼓琴，工书画，其余巧艺靡不毕综。总角时，以鸡卵汁溲白瓦屑作《郑玄碑》，又为文而自镌之，词丽器妙，时人莫不惊叹。性不乐当世，常以琴书自娱。师事术士范宣于豫章，宣异之，以兄女妻焉。太宰、武陵王闻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对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为王门伶人！”怒，乃更引其兄述。述闻命欣然，拥琴而往。

逵后徙居会稽之剡县。性高洁，常以礼度自处，深以放达为非道，乃著论曰：

夫亲没而采药不反者，不仁之子也；君危而屡出近关者，苟免之臣也。而古之人未始以彼害名教之体者何？达其旨故也。达其旨，故不惑其迹。若元康之人，可谓好遁迹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徇末之弊，舍实逐声之行，是犹美西施而学其颦眉，慕有道而折其巾角，所以为慕者，非其所以为美，徒贵貌似而已矣。夫紫之乱朱，以其似朱也。故乡原似中和，所以乱德；放者似达，所以乱道。然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也，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者也，可无察乎！

且儒家尚誉者，本以兴贤也，既失其本，则有色取之行。怀情丧真，以容貌相欺，其弊必至于末伪。道家去名者，欲以笃实也，苟失其本，又有越检之行。情礼俱亏，则仰咏兼忘，其弊必至于本薄。夫伪薄者，非二本之失，而为弊者必托二本以自通。夫道有常经而弊无常情，是以六经有失，王政有弊，苟乖其本，固圣贤所无奈何也。

嗟夫！行道之人自非性足体备、暗蹈而当者，亦曷能不栖情古烈，拟规前修。苟迷拟之然后动，议之然后言，固当先辩其趣舍之极，求其用心之本，识其枉尺直寻之旨，采其被褐怀玉之由。若斯，途虽殊，而其归可观也；迹虽乱，而其契不乖也。不然，则流遁忘反，为风波之行，自驱以物，自诳以伪，外眩嚣华，内丧道实，以矜尚夺其***，以尘垢翳其天正，贻笑千载，可不慎欤！

孝武帝时，以散骑常侍、国子博士累征，辞父疾不就。郡县敦逼不已，乃逃于吴。吴国内史王有别馆在武丘山，逵潜诣之，与游处积旬。会稽内史谢玄虑逵远遁不反，乃上疏曰：“伏见谯国戴逵希心俗表，不婴世务，栖迟衡门，与琴书为友。虽策命屡加，幽操不回，超然绝迹，自求其志。且年垂耳顺，常抱羸疾，时或失适，转至委笃。今王命未回，将离风霜之患。陛下既已爱而器之，亦宜使其身名并存，请绝其召命。”疏奏，帝许之，逵复还剡。

后王为尚书仆射，上疏复请征为国子祭酒，加散骑常侍，征之，复不至。太元二十年，皇太子始出东宫，太子太传会稽王道子、少傅王雅、詹事王又上疏曰：“逵执操贞厉，含味独游，年在耆老，清风弥劭。东宫虚德，式延事外，宜加旌命，以参僚侍。逵既重幽居之操，必以难进为美，宜下所在备礼发遣。”会病卒。

长子勃，有父风。义熙初，以散骑侍郎征，不起，寻卒。

后代

长子戴勃，次子戴J。

【马伯乐拼音】

马伯乐：【mǎ，bó，lè】。

《马伯乐》是中国现代女作家萧红后期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该作品的足本于1981年整理出版。该故事的主人公马伯乐出生于青岛一个有钱而且信洋教的家庭里，是“五四”以后成长起来的新青年，他没有任何谋生能力，仅凭借父亲的资本过日子，为此不惜忍受家人的白眼和轻视，第一次“出逃”到大学去旁听，不仅没能赚上钱，反而灰溜溜地回家来。

他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这种在家的窝囊处境，于是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地方去消解他的失败——在穷朋友面前摆阔，于是他精神上胜利了，那种憋在心中的窝囊火终于烟消云散了。

《马伯乐》描写了抗战初期国统区的混乱和狼狈，刻画了马伯乐等在国难当头的时刻惊慌失措纷纷逃跑的投降主义者的嘴脸。在当时给世人一个警醒，也给历史留下了一幅难得的战乱世俗图。该作品揭露了中国抗战现实中“一方面庄严，另一方面却荒淫无耻”的状况。

简介：

足本《马伯乐》共分两部，从空间来说，第一部由两章构成，写的是马伯乐从家乡青岛到上海，抗战开始后，他的太太和三个孩子也逃难来到上海，马伯乐决定带全家人离开上海去汉口。

第二部，共九章，约八万字。前四章都是写马伯乐与全家是如何狼狈挣扎在旅途，如何由上海经南京，车船辗转到了汉口，后面第五章至第九章写马伯乐在汉口的一场恋爱和失恋。结束时这家人决定再逃难到重庆。

大约在1931年，正值青春年少的萧红在哈尔滨流浪期间，受到了未婚夫王恩甲的诱骗，二人同居于旅馆，在萧红怀有七八个月的身孕的时候，王恩甲以回家拿钱为由，从此一去不复返。萧红的心灵无疑遭受了沉痛的打击。作为一位性格刚烈、情感细腻的女人，生命之中的第一个男人如此绝情地将其抛弃，以致饱经摧残的她对家庭不再抱有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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