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忠民职成处

【汉惠帝时的“挟书之禁”表现为什么特征？】

两汉魏晋南北朝儒林碑传集》

杨世文选辑，杨玲校点，舒大刚审稿

《两汉魏晋南北朝儒林碑传集》四卷，杨世文选辑，杨玲校点。

孔子创立的儒学，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表现为经学。汉初尊黄老，儒学主要通过民间流传。文、景二帝始留意学术，开献书之路，山岩屋壁之书渐出。又为儒经设立博士。如张生、晁错为《书》博士，辕固生、韩婴为《诗》博士，胡毋生、董仲舒为《春秋》博士。此时儒学的地位虽不及黄老，但逐渐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开始走向庙堂。汉武帝用董仲舒之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立“五经博士”。由于利禄之途大开，儒学风气转盛，出现了“经学昌明”与“经学极盛”时代。两汉经学传授，重视师法和家法。考《史记》、《汉书》、《后汉书》所载，师法的授受源流，厘然区分，不相杂厕，犹干之生枝，枝之生叶，十分繁茂。“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背师说即不用”（皮锡瑞《经学历史》）。

汉代经学亦讲“通经致用”。经学既是实施教化的重要工具，又要为国家大政、礼仪制度提供理论依据。《尚书》、《春秋》可以折狱，《诗》可以讽谏，《禹贡》可以治河，《易》和《洪范》可以推灾异。经学颇受到最高统治者的重视。皇帝往往聚集经学之士，讨论五经疑义，西汉宣帝甘露三年石渠阁会议和东汉章帝建初四年的白虎观会议即其最著者。

两汉经学有今文、古文之分。今、古文的区分，首先表现在文本上，其次对经义的解说也各有区别。西汉立于学官的十四博士经学都属于今文经学。自从汉惠帝“除挟书之禁”后，郡国民间不断有古文写本的经典、文献被发现。如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所得书、鲁共王坏孔子宅所得书，多古文先秦旧书。此外，秘阁中还收藏有《左氏春秋》等古文经传，《费氏易》、《毛诗》也一直流传于民间。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原本各守家法，各自流传，相安无事。到汉哀帝时，刘歆要求将《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都立于学官，遭到今文学家的强烈反对，于是今、古文经学之争遂起。虽然古文经学终两汉之世都没有成为官学，但东汉前期学界大儒如桓谭、班固、郑兴、杜林、陈元、贾逵等人都是古文学家。习古文者多受重用，古文经学实际上已享有与今文经学同等的政治待遇。东汉后期，涌现了马融、许慎、服虔、郑玄等古文经学大师。郑玄打破今、古文壁垒，熔今、古文经学为一炉。他遍注群经，集两汉经学之大成。至此，两汉经学进入全盛时期。

到三国时，经学已成强弩之末。面对老庄、释氏等文化的挑战，儒学也向多样化方向发展。魏晋南北朝政治分裂，干戈频兴，篡乱相乘。但是，动乱之政治环境并没有阻断学术文化之发展，“学术尚有传统，人物尚有规仪，在文化大体系上，亦多创辟”（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这一时期儒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经学上。《易》王弼注，《论语》何晏集解，《左传》杜预集解，《谷梁》范宁集解，《尔雅》郭璞注，《尚书》孔安国传（伪托），皆出于魏晋时期。当时还创造了一种义疏体裁，惜多佚失，只存皇侃《论语义疏》尚可见其大略。唐孔颖达等编《五经正义》，疏之部分，十之八九亦取自南北朝。此期学者对儒家经学之贡献，不可小视。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的发展有几个特征，一是儒玄兼该，文史并重。二是儒家学者，多通佛老。三是学术传承，多以家学。四是南北学风，略有差异。

汉至南北朝儒人传记，主要有历朝“正史”及各类“先儒传”和“先贤传”记载，但碑传则是他们最原始、最详尽的记录。碑志滥觞于先秦，形成于两汉。东汉崔瑗、蔡邕等都是碑志名家。三国两晋时禁止立碑，于是墓碑由大缩小，以便埋入墓圹。也有因担心墓碑日久损毁，而另于墓中置石记以志久远者。南北朝时墓志始从碑的一类独立出来，有了“墓志”之称。北朝墓志比较发达，其中又以北魏为代表，北魏墓志数量众多，形制规范(大多呈正方形)，志文书体亦开隋唐楷书之先河，在中国书法史上被称为“魏碑体”。南朝墓志则较北朝为少。南朝人甚至认为“石志不出礼典”（王俭语），而语多简略。总的来说，两汉魏晋南北朝留传下来的碑传不多，吉光片羽，实属瑰宝。兹遍查文献，以及文物，辑录其有儒学事迹者五十余篇，涉及近五十人，总为一集，以备篇简焉。

《隋唐五代儒林碑传集》

舒大刚选辑，杨玲校点，郭齐、李文泽审稿

《隋唐五代儒林碑传集》六十卷，舒大刚选辑，杨玲校点。

隋代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南北学术也逐渐趋于统一。隋初统治者比较注意儒学，隋文帝杨坚实施笼络儒士的政策，一度出现了儒学兴盛的局面：“齐、鲁、赵、魏后，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但文帝暮年，精力稍竭，“不悦儒术，专尚刑名”，到仁寿年间，下令废天下之学，“唯存国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炀帝即位，改弦更张，复开庠序，史称“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当时旧儒多已凋亡，“二刘（刘焯、刘炫）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极今古，后生钻仰，莫之能测。所制诸经义疏，搢绅咸师宗之”。但炀帝晚年荒淫成性，穷兵黩武，“方领矩步之徒，亦多转死沟壑。凡有经籍，自此皆湮没于煨尘矣”（《隋书·儒林传序》），隋末儒学“不绝如线”。

唐代号为“盛世”，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学术等方面都创造了许多辉煌，也是中国儒学的鼎盛时期。唐朝在思想文化和学术方面实行兼容并包的政策，儒、释、道三教并立。在三教之中，儒学与封建政治的关系最为密切。史称唐太宗性好儒术，曾说：“朕所好者惟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贞观二年）。他后来下诏将历史上著名的儒家学者二十一人配享孔子庙堂。唐朝以科举取士，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等。为了统一思想，为科举考试确定一个权威的版本和经义，便成了唐初统治者亟待解决的问题。据《旧唐书·儒林传》载：“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订《五经》，颁于天下，命学者习焉。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唐朝统一经学的目的有二，一要解决“文字多讹缪”，二是解决“儒学多门，章句繁杂”的问题，对汉魏以来的经学作了总结。经学的统一也带来一些消极后果，《五经正义》成为钦定的教材和科举考试的标准，必然导致思想僵化，学术停滞。相反，佛教、道教经过数百年的改造、发展，已经建立起了一整套系统的以心性为特征的理论，对儒学构成了学术和信仰的挑战。因此中唐以来，出现了一股儒学革新运动。以韩愈、李翱为代表的儒学革新派，他们脱却汉注唐疏之窠臼，直接孔孟之统绪，创立儒学的“道统”说，以与佛、道相抗衡。唐代中期的文化变革和由此带来的儒家经学研究方法上的巨大变化，成为“宋学”的先声。

五代十国时期，虽然篡乱相乘，干戈迭兴，但儒学并未中绝。后唐、后周君主皆知褒崇先圣。后唐长兴三年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读抄写注出，仔细看读，然后顾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秩刻印板，广颁天下。周广顺三年六月，尚书左丞兼判国子监事田敏进印板九经书、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各二部一百三十册。这是中国雕版印刷之始。僻处西南的后蜀政权也刊刻石经。五代十国时期也有不少经学方面的著作，如王昭素的《易论》、冯继先的《尚书广疏》、《尚书小疏》、《春秋名号归一图》、郭忠恕的《古文尚书释文》、陈岳的《春秋折衷》等等，都有一定的影响。

隋唐五代时期涌现出不少儒学家，如隋代的刘焯、刘炫、王通，唐代的孔颖达、陆德明、颜师古、贾公彦、韩愈、李翱、柳宗元、皮日休，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或儒学进身，或儒理治世，或穷经稽古，或创新儒理，推动了儒学文化的发展。他们的碑传有的留传于后世，有的失传于往古。兹博稽载籍，并搜集出土资料，纂为《隋唐五代儒林碑传集》。收文五百八十余篇，涉及传主五百一十余人。举凡《全唐文》、《全唐文拾遗》、《全唐文补编》、《隋唐五代墓志铭汇编》、《唐代墓志铭正、续编》以及《全唐文新编》有关儒林人物的墓志、行状、传记，皆汇于此矣。

《宋儒碑传集》

《宋儒碑传集》二百零八卷，杨世文选辑，李勇先校点。

宋朝在完成南北统一的同时，也在思考如何避免再出现唐末五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几易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的战乱局面，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在官吏选任方面，宋朝吸取五代时期的教训，排斥武人，重用儒臣。出于防止割据、澄清吏治两方面的考虑，宋代确立了“儒臣知州事”的制度。由于“百年无事”，人民得以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得以长足发展。而重视文教，文化政策宽松包容，近百年之后，终于气象一新。经史典籍的大量刊行、流布，使文化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广。科举取士范围的扩大，为读书人提供了入仕做官的坦途。私人讲学蔚然成风，各地纷纷办书院、设学校，读书习文成为社会风气。由于学术环境相对宽松，思想比较自由，宋儒敢于发表不同的意见，敢于挑战传统，打破权威，创立新说。

宋学之变，始于真宗、仁宗之际。清儒全祖望曰：“有宋真、仁二宗之际，儒林之草昧也。当时濂、洛之徒方萌芽而未出，而睢阳戚氏在宋，泰山孙氏在齐，安定胡氏在吴，相与讲明正学，自拔于尘俗之中。亦会值贤者在朝，安阳韩忠献公、高平范文正公、乐安欧阳文忠公，皆卓然有见于道之大概，左提右挈，于是学校遍于四方，师儒之道以立，而李挺之、邵古叟辈，其以经术和之，说者以为濂、洛之前茅也。”（《鲒崎亭集外编》卷一六《庆历五先生书院记》）全祖望提到的这些人物，都是当时儒学复兴运动中的重要角色。他们有的是政治改革的鼓吹者与推行者，有的以讲学为主，倡导儒学革新，创新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作育人材。韩琦、范仲淹、欧阳修诸人相继在朝廷中担任要职，他们一方面致力于改革时弊，整顿政治，将儒家经世致用思想付诸实践；另一方面，他们本人也是当时名儒，他们的儒学观点、经学取向对于当时学人无疑具有表率作用。

两宋以儒立国，重文轻武，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方面都有许多建树，使华夏文化达到了一个高峰。从儒学方面说，庆历之际承接中唐以来的儒学革新运动的余波，宋儒对佛、道文化既加以批判，又取其蕴玉，建立了不同于汉唐的新儒学。宋代新儒学有很多学派，有的偏重于事功，如荆公学派、金华学派、永嘉学派、永康学派；有的偏重于义理，如伊洛学派、考亭学派、象山学派。但重事功者并不排斥义理，重义理者也不排斥事功。宋儒通过对汉唐经学的批判与超越，对儒家经典进行重新诠释，建立了一套以“天理”、“心性”论为核心的“道德性命之学”，称之为“新儒学”，这是孔孟儒学在宋代的新发展。对于汉唐注疏章句之学，宋儒也进行了反思，认为传注众多造成经学分裂，使圣人之道晦而不明，汉唐注疏也不能穷儒经之旨。因此，在经学观念、经学方法、经学内容等方面，宋儒都有许多创新。在经学方法上，宋儒另辟蹊径，力图超越汉唐，崇尚“简易”，扫除汉唐传注之学，弃传求经，通过研究、玩味经典“本文”，直接探求“圣人本意”、经典“本义”，发掘经典中所蕴涵的儒学价值，而不注重对个别文句作训诂学解释。“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体现了宋儒主体意识的强化。在经学内容上，宋儒喜谈义理，侈言心性，好为新说，对“五经”及传注大胆怀疑，从过去重视“五经”转而尊崇“四书”，将《孟子》一书由子升为经，又将《中庸》、《大学》从《礼记》中析出，与《论语》合为“四书”。他们从“四书”中发掘出儒家的道德形而上学，建立起儒家的性理体系。

宋代文化普及程度非常高，读经讲学成为社会风气，儒学极为兴盛，涌现出大批儒学名家。他们或注经释传，或讲学论道，或经世致用，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相期，力图接续孔孟的道统之传。宋代文献中有大量宋代儒学人物的碑传，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已作过初步收录，是研究宋代儒学文化的资料。今在杜集之外，复广辑散篇轶简，共得八百四十余位儒学人物之碑传资料，都为一集。

《辽金儒林碑传集》

杨世文选辑，李文泽校点，郭齐审稿

《辽金儒林碑传集》十二卷，杨世文选辑，李文泽校点。

辽、金是公元九至十三世纪存在于中国北方的两个民族政权。辽朝由契丹族建立，自公元九一六年立国至公元一二一八年西辽灭亡，前后存在了三百多年。金是女真人建立的王朝，自公元一一一五年完颜阿骨打立国至公元一二三四年蒙古灭金，共存在了一百多年。

契丹统治者虽然信奉佛、道二教，但儒学仍然占据统治地位，并采用了多种政令措施来加速儒学的发展：辽朝统治实行双轨制，以契丹法治契丹人，又以汉法治南人，对汉族地区采取中原的制度进行治理。契丹贵族向往儒学，尊崇孔子，深受汉族思想文化熏陶。辽景宗时实行科举取士，采用中原典章制度。辽圣宗以后，儒学得到进一步的重视，许多儒家经典被译成契丹文字为契丹贵族通悉儒家经典提供了物质条件。道宗时下诏“设学养士，颁布（五经）传疏，置博士、助教各一员”（《辽史·道宗纪》），于是各地纷纷兴建学校，立孔子庙。道宗还亲自听侍臣讲经义，使儒学地位进一步得到尊崇。

女真人迁都燕京后，迅速接受了汉文化，将儒学视为进行统治的有效工具。金熙宗、海陵王、金世宗、金章宗都深通经史，擅长诗文，汉文化修养非常高。金初行科举，即以“经义”取士，其后兴学校、建孔庙、优待士人，更是力崇儒学的举措。以女真字翻译儒家经书，学校以《论语》和《孝经》为必读课本。随着金朝社会经济的发展，宋代的理学开始在金朝的统治区域内流行，像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朱熹等人的学说，在北方金朝的统治区域都有传习之人。泽州李俊民得二程之传，又得邵氏皇极之学，教授乡曲。霸州杜时升在嵩洛山中讲授程颢、程颐的理学。易州麻九畴传授邵雍之学，研治《易经》和《春秋》。麻九畴的弟子在金末元初多为名儒。真定王若虚讲授理学，对二程和朱熹之学，多有褒贬。磁州人赵秉文，号为金末的文宗，也研治理学，标榜继承程朱。王若虚、赵秉文皆金朝后期名儒。王若虚着《五经辨惑》等十余种，对汉、宋学者解经之谬，以及史书、古文字句疵病，多有批评。赵秉文着《易丛说》十卷，《中庸说》一卷，《扬子发微》一卷，《太玄笺赞》六卷，《文中子类说》一卷等书，并删集《论语》、《孟子解》各一十卷，《资暇录》一十五卷。对儒学经籍的阐发均有建树。元好问为有金一代诗文大家，著述之富，罕有其匹。

辽代留传下来的碑传不多，本书所收，多为考古发现的资料。金人文集存世颇丰，如王寂《拙轩集》、王庭筠《黄华集》、赵秉文《滏水集》、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元好问《遗山集》、李俊民《庄靖集》等，在这些文集中都有许多儒学人物碑传。本书即据上述资料采辑，并补充了考古方面的资料。凡得三十八名儒者之碑传文字四十余篇。

《元儒碑传集》

舒大刚、张尚英选辑，李文泽校点，杨宗义审稿

《元儒碑传集》一百五十六卷，舒大刚、张尚英选辑，李文泽校点。

元朝是由兴起于漠北的游牧民族蒙古族建立的一个王朝，如果从公元一二○六年兴国算起，至公元一三六八年灭亡，共历一百六十多年。

元朝依靠军事力量征服了中原，但建立不久，统治者便不得不笼络汉族以及汉化的契丹、女真士人，借鉴中国传统的统治方法和意识形态，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像耶律楚材、元好问、郝经、姚枢等，都受到礼遇。蒙古贵族通过他们接触了儒学，从而有助于蒙古族的汉化。但直到忽必烈建立元朝时，儒家学说并没有受到特别的重视，尽管赵复、姚枢、刘因、许衡等人大力倡导程朱理学，忽必烈本人对儒学大师也尊礼有加，但儒学并未立即被官方认可。直至元仁宗延佑年间恢复科举取士之法，以经义策问出题，程朱理学才终于上升到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

元政府在中央立国子监，各路府州县也普遍设立了学校。元朝的书院也很活跃。书院以讲授儒家思想为中心，或以儒学讲学相标榜。当时一些著名的理学家如吴澄、金履祥、许衡等都曾在这类书院中传道授业。南方的理学家在宋亡之后不愿出仕元朝，也大都退居书院，以讲学授徒为尚。

随着儒学在蒙古贵族中的传播，儒学经典开始大量的被译成蒙古文字，由朝廷颁布于天下，像《贞观政要》、《资治通鉴》、《大学衍义》等，当时都有蒙古文译本。元蒙统治者对儒学的推崇，主要表现为对孔孟和宋明理学的崇奉。从当时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看，基本是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书中设问，而标准答案只能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诗经》用朱熹的注释本，《周易》兼用程注及朱注。科举考试明文规定使用朱熹的注释，实自元朝始。程朱理学上升为官方学术，理学的独尊地位进一步确立。

元初儒者大多来自辽、金及南宋。如耶律楚材、元好问、赵复、马端临、许衡、刘因、吴澄。元末儒者又多入明，如朱升、宋濂、王祎等。可谓前承宋金，后启有明。儒学在元朝得到发展，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儒学人物。许谦、胡一桂、保八、赵采、胡炳文、陈栎、王申子、熊良辅、李简、董真卿、赵汸、黄镇成、刘瑾、陈友仁、陈澔、俞皋、程端学、郑玉、齐履谦、虞集、袁桷、杨维桢等，都是这一时代的名儒。元人留下了不少文集，其中有大量儒学人物的碑传，是研究元代儒学史的宝贵资料。

本书即从上述文集(也包括了明、清两代的一些文集)搜集元儒碑传，汇编成帙，凡录五百七十余人，厘为一百五十六卷。

《明儒碑传集》

《明儒碑传集》一百卷，杨世文选辑，刁忠民校点。

明代儒学，承宋元之绪，以程朱理学为正统。明太祖朱元璋即信用浙东儒生，参与谋议。称帝前一年，即于宫室两庑书宋儒真德秀的《大学衍义》，以备“朝夕观览”（《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四）。他还去曲阜祭孔庙，赞扬“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相并”。洪武十七年（一三八五年）规定，乡、会试《四书》义以朱熹集注，经义以程颐、朱熹等注解为准，程朱之学作为官方学术得以巩固。明成祖也提倡程朱理学，命胡广等采摘宋儒一百二十家著作，编成《性理大全》，阐发理学观点。又命纂辑《四书大全》、《五经大全》，作为士人应科举者必读之书。《明史·儒林传序》说：“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

大体上，明代儒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明初诸帝，继续提倡理学，作为官方学术和王朝的统治思想。明初著名儒学家有宋濂、方孝儒、曹端、薛瑄、吴与弼、胡居仁等。至明弘治、正德年间，王阳明远承宋儒陆九渊的心学，倡导“心外无理”的心学，又称“王学”，广为流行。《明儒学案》按地域划分，将王门学者分为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等六个学案，列专案叙述者六十六人。其中以浙中、江右王门的影响最大。到明万历以后，商品经济发展，社会开始转型，朱学和王学都不再能控制社会人心。反理学的各种学说陆续兴起。明朝亡国，士人痛诋理学或心学的空疏误国，遂另辟治学的新径，重新检讨宋明学术，一时诸说并立，名家辈出，思想界再次出现“百家争鸣”。王学流于空疏，不仅引起思想家的非难，也在经学研究中引起反动。晚明经学研究出现一些新动向，逐渐抛弃空谈心性之学，转向考订注疏，朝弃宋复汉的方向发展，成为清代汉学的先声。

明代经学研究中卓有成绩的是梅鷟著《尚书考异》。宋儒对《古文尚书》的真伪曾表示过怀疑。梅鷟历举证据，确证《古文尚书》是伪书，在当时学术界引起巨大的反响。《诗经》的研究中，陈第的《毛诗古音考》独辟蹊径，创出新局。明代经学上音韵训诂和辨伪之学的兴起，为清代汉学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明代名儒辈出。如朱升、钱唐、方孝儒、解缙、胡广、薛瑄、胡居仁、余佑、蔡清、陈琛、林希元、罗钦顺、曹端、吴与弼、胡九韶、陈真晟、王守仁、吕楠、李中、马理、魏校、王应电、黄淳耀、陈献章、李承箕、张诩、娄谅、夏尚朴、贺钦、陈茂烈、湛若水、蒋信、邹守益、钱德洪、徐爱、王畿、王艮、欧阳德、罗洪先、邹应龙、张居正、程文德、吴悌、何廷仁、刘邦采、魏良政、王时槐、许孚远、尤时熙、张后觉、邓以赞、张元忭、孟化鲤、孟秋、来知德、张以宁、焦竑、杨慎、曹学佺、高攀龙、黄尊素等，或以讲学见长，或以事功见称，或以通经为业，对于明代儒学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明人别集、总集有大量明代儒学人物的碑传，焦竑曾辑为《献征录》，是研究明代儒学的重要资料。兹复广为搜辑，共得四百余位儒学人物之传记，通编为一百卷。

《清儒碑传集》

杨世文选辑，杨世文、郭齐校点，李文泽审稿

《清儒碑传集》一百七十七卷，杨世文选辑，杨世文、郭齐校点。

清代儒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明清之际的社会激烈动荡，思想家经历了明王朝的衰败与灭亡，从亡国之痛中重新评价儒学和理学，提出不少新论说，学术界一时呈现诸家争鸣的活跃局面。从清初到康熙、雍正时期，平定了各地反叛武装，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统治，程朱理学再次作为官方学术而被提倡。但清代理学家多承宋明绪余，殊少新创。清初科举考试，仍沿明制，以四书五经为考试内容，以程朱等理学家之疏解为标准。康熙帝颁布“圣谕十六条”，贯穿着理学家的社会政治观点，明确规定“黜异端以崇正学（理学）”，并且包含着“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等伦常观。雍正帝又据此补充发挥，号为“圣谕广训”，“意取显明，语多质朴”（雍正帝序）。全国各地乡村，定期宣讲，力求普及于“群黎百姓”，家喻户晓，以维持封建的统治秩序。以“君臣、父子、夫妇”为核心的伦常观，逐渐成为普及全民的意识形态，影响深远。程朱理学在清代虽为官方哲学和全社会的统治思想，但在学术研究领域，与宋学对立的汉学，却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蔚为显学。

清代汉学，主要是指以考订辨释经书本义为指归的古文经学。广义的汉学，则包括了经史、音韵、文字、训诂、金石等等领域中的考据之学。汉学注重实证，因而又被称为朴学。清代汉学自清初顾炎武开其端，中经阎若璩、胡渭等人的推阐，至干隆、嘉庆时期，惠栋、戴震、钱大昕发扬光大，迄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达到极盛。干嘉汉学主要分为吴、皖二派：吴派创自惠周惕，以惠栋为代表；皖派创自江永，以戴震为代表。干嘉汉学家继承古代经学家考据训诂的方法，加以条理发展，治学以解经为主，以汉儒经注为宗，学风朴实、严谨，不尚空谈。古音学是干嘉汉学研究的主要对象，通过古字古音以通古训，通古训然后明经义，是其共同的学术主张。

清代中后期，沉寂千余年的今文经学再次兴起。今文经学在汉代曾盛极一时，魏晋以后，即已衰绝。干隆时又开始受到学者的注意，至嘉庆时竟然蔚为新兴的学派，对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因为嘉庆以后，以治古文经为特征的汉学渐趋衰落，而议政革新之风日渐兴起，今文公羊学既可以在经学领域开辟学术研究的新境，又可以在政治生活中成为托古改制的工具。今文经学于是又受到人们的重视而得以复苏。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等开风气于前，中经龚自珍、魏源等人的发展，到晚清有康有为、梁启超诸人出，以公羊学为变法张本。随着变法的失败，传统儒学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清代儒学尤其是经学极为繁荣，浙、吴、皖、闽、粤、湘之区，儒学之盛，比迹邹鲁。大凡读书讲学之人，皆以著述为能，作者众多，留传下来的经学著作也极为繁多。因此清代儒学人物碑传数量庞大，收不胜收。清代碑传，有钱仪吉所辑《碑传集》、缪荃孙所辑《续碑传集》、闵尔昌所辑《碑传集补编》、汪兆镛《碑传集三编》、钱仲联《广碑传集》。此外卞孝萱编有《辛亥人物碑传集》、《民国人物碑传集》，也涉及到清人。收录的清代数千人碑传，史料价值与《清史列传》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是研究清史和近代史的基本史料。这些《碑传集》多从各种文集中采录，基本上没有删改，保持了原貌。且有些碑传还有编者的考订、案语，对于研究传主的生平学术有重要价值。由于清代儒学人物众多，本次编纂《清儒碑传集》即综合上述各种《碑传集》以及清人别集和其它文献中的相关材料，侧重收集名儒碑传，凡录传主近一千一百人，分卷一百七十有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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