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连殳是否真的快活极了
【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
(这是许6569小能熊365日写作计划第25篇文章)
具有生命力的文学作品是需要深深植根于生活的土壤中的,《呐喊》、《彷徨》作为鲁迅这位20世纪世界文化巨人所创作的经典之作,正是以独特而敏锐的洞察力观察社会,体验生活,反映生活,展示了病态的旧中国和旧中国社会中知识分子的病态心理。知识分子阶层是推动一个社会向前发展的核心动力,代表着一个社会民族的精神面貌。而旧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群体?在鲁迅的笔下这个群体被描绘得淋漓尽致,也被他的笔剥得体无完肤。鲁迅对知识分子问题产生极大的兴趣,并且倾注了十分的热情。在他笔的下,知识分子这个群体被描绘的淋漓尽致。
一、苦闷彷徨、软弱动摇的知识分子形象
鲁迅对知识分子题材的开掘,着眼于揭示他们的精神创伤与危机:辛亥革命独战多数的英雄摆脱不了孤独者命运,在期强大的封建压力下,像一只蝇子飞了一小圈,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在颓唐中无辜消磨着生命(《在酒楼上》);甚至“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借此“复仇”,虽“胜利”了,却又“真的失败了”(《孤独者》);
《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孤独者》的魏连殳等人物形象,他们是从辛亥革命以前至五四运动前后出现的知识分子,是作者曾经寄予希望,曾经在他们身上探索和寻找革命力量的人物。但他们,却没有给作者带来最终的希望。
吕纬甫年轻时曾和“我”同去城隍庙里拔神像的胡子,和别人议论“改革中国的方法”时竟至于“打起来”,可见他早年的激进。但当“我”在酒楼上与他重逢时,他却一再宣扬自己的“敷敷衍衍,模模胡胡”:奉母亲之命回乡来迁小弟的坟,明明已经找不到遗骨,却将原葬处的土胡乱捡些装进新棺材,煞有介事地迁走;……他甚至甘愿给富家子弟教《孟子》和《女儿经》……吕纬甫的这种种“随随便便”,表明在他思想中已完全解除了自己民主主义的武装,反抗和摇撼封建社会的念头,已经在他的头脑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对未来的前途觉得浑沌一片,茫无头绪。
当吕纬甫变革社会的志向受到困境重重围困的时候,他感受到了理想的幻灭,理想幻灭后的生存何以为继?吕纬甫不知道,鲁迅也不知道。吕纬甫完全丧失了探索勇气,也放弃了对于真理的追求。但他对自己沉溺在这种消沉和灰暗的精神世界中间,又感到伤心和悔恨,不断重复着强烈地谴责自己,承受着内心彷徨而颓伤的痛苦,精神上的无所依赖只能使生命在庸碌中度过。这也正是鲁迅小说中对于人的精神创伤与病态的无止境的开掘,其内向性展露无遗。它是显露灵魂的深的。
《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对社会、人伦的绝望异化为对世俗的遵从,以孤僻的形象独异于庸众之中:愤世嫉俗的魏连殳无奈经济上的困顿,在连买邮票的钱也没有、已经求乞的时候,他交上了“华盖运”——当上杜师长的顾问,月薪现洋八十元。对此,魏连殳这样看:“我失败了。先前,我自以为是失败者,现在知道那并不,现在才真是失败者了。”“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而他的胜利,是他以牺牲灵魂为代价,用精神堕落的复仇方式,打败了把他逼上绝路的人们。但是他觉得生不如死,所以,他终究只有以死来再次否定那败退的自我:“到入棺,是连殳很不妥帖地躺着……他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静地躺着,合了眼,闭着嘴,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由于他们的个人奋斗,他们在精神上承受着的,是一种“无语”的苦痛。
《在酒楼上》和《孤独者》是被安置在旧的革命风暴已经过去而新的革命风暴尚未到来的黑云重压的时代背景上。鲁迅的目的正是要打破“瞒和骗”,逼迫读者与他小说的人物,连同作家自己,正视人心、人性的卑污,承受精神的苦刑,在灵魂的搅动中发生精神的变化。这样,他的小说实质上就是对现代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灵魂的大考验,鲁迅称之为“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其实最深刻地显示了他的小说的现代性。鲁迅揭示人的精神病态,是为了揭露造成精神病态的病态社会。他确实残酷的鞭打着人的灵魂,但他并不以拷问自身为目的,更从不鉴赏人的精神痛苦,也反对任何形式的忍从,他的最终指向是“绝望的反抗”:对于社会,更是对人自身的反抗。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思想和精神上分明地体现着那个时代必然会有的徘徊与彷徨:一方面,他们自身与社会传统有着悲剧性的对立,这构成了上述的第一重困境,同时他们自身与这个社会传统也有着难以割断的联系。正如汪晖先生所说的:这类知识分子早期思想中的孤独感和寂寞感来自对自我与社会的分离并高于社会的自我意识,充满着先觉者的优越感和改造世界的激情;而在经历了重重的社会逆动、生活挫折后产生的孤独感和寂寞感却更多地来自意识到自身与历史、社会、传统的割不断的深刻联系,即意识到在理论上与社会传统对立的自我仍然是这个社会的普通人,从而浸透着一种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特有的“负罪感”和由此产生的蕴含丰富的悲剧情绪。也就是说,在社会进程中他们只是处于“中间物”的地位,自身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独立出来的自我不仅不是振臂一呼聚者云集的英雄。处于这种两难的尴尬地位的知识分子,充其量也只能起到承前启后的过渡作用,更甚者,他们对思想启蒙所起到的影响或许只近于“无所作为”。
二、片面追求个性解放、个人自由的知识分子形象
“五四”时期勇敢地冲出旧家庭的青年男女子君和涓生,眼光局限于小家庭凝固的安宁与幸福,既无力抵御社会经济的压力,爱情也失去附丽,只能又回到旧家庭中(《伤逝》)。
子君和涓生,是一对年轻的恋人。经过一个时期的恋爱之后,同居不到一年,感情就破裂了。结果,子君回到了原先那充满威严和冷眼的家,涓生回到了原先那充满寂静和空虚的会馆。直到最后,子君被吃人的旧社会毁灭,涓生却还是不知道怎样跨出那新的生路的第一步。
这是一对受到“五四”新思潮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了争取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他们曾经是封建礼教和封建专制家庭的勇敢的叛逆者。这种反封建的精神、勇气和毅力,是得到了鲁迅的肯定的。但是家庭的建立,幸福的到来,反而成了他们不幸的开端。社会的压力,经济的威逼,使他们的爱情很快失去了光彩,并最终于以悲剧告终。《伤逝》并非着力于涓生与子君失败的爱情,而是深入到人性的深层,以涓生的自白写出对于爱与不爱的两难选择,写出相爱的人之间“真的隔膜”。在这里鲁迅的目的依然是要打破“瞒和骗”,逼迫读者与他小说的人物,连同作家自己,正视人心、人性的卑污,承受精神的苦刑,在灵魂的搅动中发生精神的变化。鲁迅揭示人的精神病态,亦是为了揭露造成精神病态的病态社会。他残酷的鞭打着人的灵魂,并最终指向了“绝望的反抗”:对于社会,更是对人自身的反抗。
子君娴静、温存而又纤弱,不慕名门,不求显贵,她渴望自由,渴望相互尊重。她并不怎么了解外界的生活,没有经受过风雨的锻炼。当一线光明照到她身上的时候,她的心灵就呈现了异彩。有人给她指出一条切实的道路,她就勇往直前地走去。她勇敢地反抗家庭、社会的束缚,宣布“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本来,子君连看一张秀美的雪莱像都会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现在,为了幸福家庭的理想,她不顾叔子不再认她做侄女。这是“五四”时期一个觉醒了的中国少女的可爱形象。
涓生,他接受新思想比较早,也比较多,但是,仍然生活在寂寞和空虚之中,没有真正说得上勇敢的行动和追求。这本身就显示了他身上有着当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怯弱。为了爱情,他开始反叛自己所处的环境。但他的怯弱,顾虑,让他在别人的反对和阻挡面前,常常失去自制的力量,一不小心就“全身有些瑟缩”,只得即刻提起他的“骄傲和反抗来支持”。在和黑暗社会的最初交锋里,他就不如子君那样勇敢、无畏和坚强。
婚后的子君,极力想维持小家庭的存在,终日埋头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吃了筹钱,筹来吃饭”。结果,精神空虚,思想狭隘,“已经忘记了人生的全盘要义”。她把轻易不吃的羊肉喂给小叭儿狗“阿随”;为了油鸡,与小官太太争吵、暗斗,由一个勇敢无畏的新时代女性变成了庸庸碌碌的家庭奴隶。同时,她慢慢地发现了和子君之间无法弥补的裂缝。她拼了命的想保住已经死去的爱情,终究还是失败了。涓生说“我已经不爱你了”,绝望的子君终于离家出走了,回到了她曾经毅然走出了的封建专制家庭中去。子君当初是在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思想指导下,靠着爱情的力量冲出了封建家庭的樊笼。但是,光靠个人爱情的力量是无法逃脱封建势力的魔掌的,以至连个人的温饱也无法求得解决。她终于又被旧势力抓了回去。
涓生婚后不过两星期,就觉得对子君的热情淡漠了。失业的打击,使涓生开始苏醒过来,他“觉得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人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的。世界上并非没有为了奋斗者而开的路。”他要振作,但却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个人奋斗的幻想上,企图通过个人的奋斗,获得个人的解放。为了求得解放,他登小广告寻求抄写和教书的工作,写小品文、翻译书稿。他幻想着生活的路无限宽广。他拼命挣扎,力图摆脱困境。然而,人生的路千万条,却没有涓生的生之路:“小广告”如石沉大海,毫无反应;小品文登出来了,仅仅收到五角钱的书券;5万字的译文没有下落,一切求援的书信都无回音……”涓生终于决定放弃子君了,因为他认定是婚姻毁了他的生活,虽然他知道放弃子君,等于杀了她。但他还是固执地向子君说出绝情的话:“……况且你已经可以无须顾虑,勇往直前了。你要我老实说;是的,人是不该虚伪的。我老实说罢;因为,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但这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
在这里,鲁迅揭示出一个深刻的思想:知识分子如果把自已的奋斗目标仅仅局限在追求个人出路的狭小圈子里,仅仅凭着个人奋斗的微弱力量,是决然冲不出封建势力的樊笼的,是找不到一条生路的。在冷酷的现实的逼迫下,涓生错误地把堕入困境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子君,但在强大的黑暗势力的压迫下,涓生固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私自利思想彻底地暴露出来了。为了自己,他竟把子君送回了宗法社会那个大牢笼。子君含恨死了。
《伤逝》写的是司空见惯的凡人凡事,却写尽世态炎凉、人心隔膜,让人充分感知世态人情。同时,又因为能揭示灵魂的深,写出了人生永久的悲哀,所以让人如听鸱枭的“真的恶声”,从麻木的生活中惊醒。鲁迅写子君的遭遇,就是对那罪恶的旧社会的强烈控诉和抗议。子君死了,旧社会固然罪孽深重,但不能说涓生没有责任。鲁迅写涓生的内疚,悔恨,悲哀,固时也是对涓生行为的严厉遣责和批判。这种批判的深度在于鲁迅让人们从涓生身上看到,年轻的知识分子不能再迷恋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了,不能再走个人奋斗的道路了。
子君与涓生的恋爱悲剧在那个年代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充分的证明:任何离开群众的、集体的斗争,单凭个人主义的力量去争取婚姻自由和个性解放,必然是要失败的;婚姻自由和个性解放等问题是不能离开整个社会的解放问题而单独解决的。
鲁迅终其一生都在探问人生存的“真相”,他的小说与五四时期的激进、热情、感伤不同,而透出一种内心的苦的寂寞与苍凉,显示出深厚的哲理意蕴。也正是由于重视挖掘和表现文章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题材深入到人的精神领域,渗透着人生的某些永恒的命题,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洞幽显微的艺术境界。
三、深受封建科举制度毒害的知识分子形象
《呐喊》中的《孔乙己》集中代表了深受科举制度毒害的知识分子形象。小说的核心是孔乙己与酒客的关系,作为“被看者”的孔乙己(知识分子)的自我审视与主观评价(自以为是国家、社会不可或缺的“君子”,“清白”而高人一等)与他(们)在社会上的实际所处的“被看”(亦即充当人们无聊生活中的“笑料”)地位,两者形成的巨大反差,集中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地位与命运的悲剧性与荒谬性。作家创造性地以酒店里的“小伙计”充当叙述故事的角色。用细腻的笔描写了孔乙己的可悲与可笑。
孔乙己是一个始终没有考上秀才的老童生,穷愁没落,最后悲惨地死去。人物出场的第一句描写“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的穷酸、迂腐,都体现在这个出身下层社会的老童生的身上。他读过书,但是没有爬上去,不能依靠所学的知识来过活,那就必须用劳动来谋生。可是封建教育不但与劳动相脱离,而且还教育人们轻视劳动,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就是体力强的人,也不愿意劳动;不劳动就不能生活,自然越过越穷,弄到将要讨饭的地步。但讨饭抛头露面,太不光彩,孔乙己自然不愿意干,所以就只好偷。可是他还是不愿意放下读书人的架子,还觉得读书人无论如何应该比普通人高一等,处处要显一显自己的身份,卖弄一下“学问”。
既是穿长衫的,理应“踱进屋里,慢慢地坐着喝酒”。可是孔乙己却不能够,他只能跟短衣帮一样,在柜台外站着喝。他没有丝毫的社会地位,是可悲的。既然穷到这个地步,理应把那件又脏又破的长衫脱下来,走进短衣帮的人群里。可是孔乙己又不承认自己的没落,还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处处要摆读书人的架子。这种又穷又酸的性格,正是人物的内在矛盾、本质特征的表现。作者抓住了它,可以说是抓住了人物的“灵魂”。
孔乙己因为穷到毫无办法,便经常偷,他甚至连书也偷了。当人们揭发他、讥笑他时,他还说什么“君子固穷”,他的迂腐可见一般。这个细节描写,生动而深刻地刻画出孔乙己穷酸、迂腐,死要面子的性格特征。
孔乙己有着读书人的骄傲与自负,当人家故意跟他开玩笑,诘问他:“你当真识字么?”他便“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鹤立鸡群的神态又流露出来。这正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在这个已经走上穷途末路的读书人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但是,孔乙己越显出看不起人家的样子,人家就越要讥笑他,说:“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于是“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的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嘴里说些话;这可全是之乎者也之类,一点不懂了。”孔乙己虽然沦落到这样的地步,但是他对于封建文化教育的毒害,还是没有任何认识,仍然不能忘情于科举,把自己考不上秀才,当成生平最遗憾、最丢人的事。人家讥笑他偷东西,他还能涨红了脸,想法辩解,可是当人家讥笑他“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时,他连争辩也没有力气,脸上立刻失了神色,话也说不清了。这也正是他的可悲之处。
孔乙己的悲惨命运无法避免。他最终因偷了举人的东西,被打断了腿。他最后一次在酒店门前出现,是“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坐着手走路。让人目不忍睹。这可以说是鲁迅对封建文化教育和科举的更进一步的沉重控诉。孔乙己的腿是被丁举人打断的。打断腿而致孔乙己于死命,刽子手不是别人,是丁举人,他是封建文化教育、科举制度侵润出的代表人物。在这个制度之下,爬不上去,就活该倒霉;爬上去的,就作威作福,可以随便置人于死地。这的确是一种残酷的制度,吃人的制度。
孔乙己被打成这样,却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同情。掌柜的第一句话是:“你还欠十九个钱呢?”接着的两句话是:“你又偷东西了”。“要是不偷,怎么会打断腿呢?”周围的人发出的,也还是一片笑声。这完全是一个吃人的世界。封建社会不仅毒害了孔乙己,把他造成一个十足的废物,而且还戕害他的身体,吃他的肉,喝他的血,甚至连他的精神也残害了。周围的人还要继续摧残他,凌辱他,把他的痛苦当作取笑的材料。由孔乙己的身上,鲁讯对封建社会、封建文化教育提出了深深的控诉。
在人们的讥笑声中,他只有恳求,没有愤怒,自然更谈不上反抗。他所关心和念念不忘的仍然是自己的身份。封建教育已经毒化了他和每一个细胞,他至死也没有任何觉悟的表现。孔乙己是即将崩溃的封建社会的一个典型人物,他的穷酸、迂腐在作者的笔下就这样直突突的呈现在众人面前。作品正是通过他的性格、命运,来揭露封建教育的极端腐朽性,控诉这个制度毒害人、戕害人的罪恶。
四、敢于解剖自我、正视自我的进步知识分子形象
鲁迅小说中“我”的形象,其实既是鲁迅先生对自己的解剖,也是探索知识分子出路的艺术表现。
《故乡》中的“我”当年被“聚族而居”的封建宗法制度的农村社会所挤压,不得不离本乡、“逃异地”,到现代都市去“寻求别样”的出路。二十年过去,依然在为生活而“辛苦辗转”,却失去了精神家园。此番归来,正是为了寻梦:那“儿时时时记得的故乡”不过是心象世界里的幻影。“我”由希望而绝望,再度远走,内心的挣扎与无路可去的纠结深深的体现在了文章的文字背后。
《祝福》中的“我”是一个有进步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已不再存有《故乡》的主人公那样的奢望:“我”既明白故乡的一切没有、也不会变,又清醒于自己与鲁镇社会的不相容性,早已“决计要走”:“我”注定是一个没有家的永远的瓢泼者。但小说却出乎意外地安排了“我”与祥林嫂的会见,把两个故事联结了起来;而且让祥林嫂于无意中扮演灵魂审问者的角色,作为知识者的“我”则成了一个犯人,在一再追问下,招供出灵魂深处的浅薄与软弱,并终于发现自我与鲁镇传统精神的内在联系,“我”的最后再离去,就多少含有了对家乡现实所提出的生存困境的逃避的性质。
《在酒楼上》里“我”有一段自白,特别引人注目:“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这里所表现的是一种更深沉的无家可归的悬浮感,无可附着的漂泊感,它即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与“乡土中国”“在”而“不属于”的关系,更揭示了人在“飞向远方、高空”与“落脚于大地”之间选择的困惑,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冲决与回归”、“躁动与安宁”、“剧变与稳定”、“创新与守旧”……两级间摇摆的生存困境。在这背后,隐藏着鲁迅内心的苍凉。
但鲁迅对自己又对这样的绝望提出了质疑:他在宣布“希望”为“虚妄”的同时,也宣布了“绝望”的“虚妄”。于是,在“故乡”的结尾,那“一轮金黄的圆月”又作为理想的象征重新高悬,并且激发出新的奋进,相信“走的人多了也便有了路”,这“走”正是对世界与自我双重绝望的抗战。鲁迅的好几篇小说都有类似的结尾:《在酒楼上》里,“我”告别了吕纬甫。“独自向自己的旅馆走,寒风与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孤独者》中“我”离开了魏连殳的死尸,“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
鲁迅的小说往往在结构上有一个“顶点”:或是情节上人物的死亡,或是情感、心理上的绝望;又反弹出死后之生,绝望后的挑战,然后戛然而止:这当然不是纯粹的结构技巧,更是内蕴着“反抗绝望”的鲁迅哲学和他的生命体验的。
30年代鲁迅在谈及自己的著作时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呐喊》与《彷徨》作为知识分子活动载体的两本小说集,实现了小说题材的突破和深化,他一改传统小说注重情节,描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藩篱,直面惨淡的灰色人生,转向写普通人的平常事,刻画“老中国的儿女”的灵魂,在这里,有模模糊糊地生活着,教着“子曰诗云”的现代知识分子吕纬甫;有片面追求个人解放的涓生子君;更有被视为乞丐一样落魄的知识分子孔乙;还有一直在希望、绝望中辗转、挣扎的“我”……他们上演着一个个“几乎无事的悲剧”,却让人读后心情沉重,发人深省。魏连殳在祖母逝后孤独的长嗥,涓生与子君无疾而终的爱情,“我”“离开—归来—再离开”的纠结与挣扎……无不让人心有戚戚焉!
文学史家钱基博先生议论鲁迅小说时说:“树人著小说,工为写实,每于琐细中见精神,读之者哭笑不得。”琐细中见精神,是因为能将现实写得真切,写得入木三分。他创造了“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桎亡中国的民族性”,并具有独特的个人风格的“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文学。他与20世纪的所有的世界杰出的思想家与文学家一样,在关注本民族的发展的同时,也在关注与思考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并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但对于他的时代与民族,鲁迅又是超前的。他因此无论身前与身后,都不能避免寂寞的命运。我们民族有幸拥有了鲁迅,但要真正理解与消化他留给我们的思想文化遗产,还需要时间。
【鲁迅的呐喊写到了几类人物及相关的命运】
中国传统文化少悲剧,多团圆,喜“团圆”是传统文化的心理特征之一。鲁迅代表着时代的需要,从沉闷的历史铁屋中发出呐喊,从寂寞的历史荒原深处发出呐喊,用特别的格式,用猛烈的火焰暴露黑暗世界。鲁迅的呐喊声里既有勇猛,又有悲哀,它既深刻的反映了那个时代,也表明了鲁迅自己的心态:在漫漫黑夜中,不断求索,孤独而又悲伧,冷峻而又沉郁。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把社会和人生有价值的东西和无价值的东西放在一种冷心肠的背景上暴露、表现,在深切的表现中,鲁迅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并且发展了悲剧理论。一“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鲁迅的反抗叫喊的叛逆精神,“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经长期的痛苦人生的磨砺,在审美创造中喷薄而出,一发而不可收。他认为“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1)而“中国的文人也一样,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瞒和骗。”(2)鲁迅把这种“瞒和骗”的文学称作“团圆主义”文学。鲁迅认为,这种“大团圆”文学除了主要表现在爱情婚姻描写之外,还有更广泛的表现。如弥补缺陷,掩盖社会矛盾,粉饰现实等。因此当鲁迅,“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的时候”,就不再只局限于爱情婚姻问题,而是以东方式思想家的姿态直捣传统文化禁锢中的国民性。因此,大胆看取人生,并毫不留情地加上揭露,是鲁迅审美感受和审美创造中悲剧意识的形成产生的最重要的思想基础。这种悲剧意识的形成产生不仅有自身最深切的人生感受,也有同时代人的思想影响。鲁迅悲剧意识的产生发展与他批叛地继承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现实主义传统也是分不开的。他喜欢唐代传奇故事,并且加以编辑成集。在辛亥革命前后,他整理中国古典小说,这在学术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同时在提高审美意识方面,他也看清了中国古典小说中“大团圆”的弊病。鲁迅悲剧意识的产生发展还有另一特点,就是孤独,悲伧、冷峻的心理气质在审美情感流向上的影响。鲁迅曾说:“目前在中国,笑是失掉了的”(《致增田涉》),自称“我不爱幽默”,并且以为“这是只有爱开圆桌会议的国民才闹得出来的玩意儿”。(3)鲁迅有杰出的讽刺才能,但他不想做一个喜剧家,也很少写纯粹意义上的喜剧作品,所以《阿Q正传》虽然只是“开心话”,但鲁迅自己申明,“它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当人们看到阿Q成为无谓的牺牲品被绑赴刑场杀头时,谁还笑得出来。孔乙己、阿Q、祥林嫂都是一出出“笑声中的悲剧”。从鲁迅自己怎么做起小说来和其他谈创作感受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鲁迅悲剧意识的发展轨迹,即彻底遗弃“大团圆”的旧传统,取材于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把人性的扭曲和国民性的改造革新作为悲剧的主旨。二鲁迅在评价果戈里的《死魂灵》的人物形象时,曾有一段精彩的论述:“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言语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深究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极多。”(4)这可以看作鲁迅悲剧意识的第一点表白。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仍然象无声寂寞的荒夜,仍然象死水微澜的古镇,仍然“春寒大地”,“万家黑面”,没有人想到会有什么震撼人心的事情曾经在这里发生,但是鲁迅用呐喊搅乱了这“从来如此”的生活,他让人们看到“孔乙己是在人们冷漠的世俗的眼光中消失的;祥林嫂不上四十,却已全然满头白发,封建礼教使她临死前遭受到多大的心灵折磨;封建等级制度是一道可悲的厚障壁……就是这些极平常的,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生活,经过鲁迅概括提炼,却深深震撼了人们的心灵:单四嫂子如果还在那纺车和小曲中生活,难道她的“明天”的命运会好一些?孔乙己从悲凉的秋风中消失了,难道咸亨酒店里就会从些失去了笑声?一场风波以后,航船七斤又得到相当的尊敬和待遇,临河的土场上的农民平静的心境让人感到多么悲哀……原来这些事情并不平常,是人性的弱点,抑或命运的安排造成的这些悲剧,都要求人们到现存的社会,到“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去寻找原因。鲁迅写小人物,写小人物的痛苦,固然是受了果戈理、契诃夫的创作影响。极平常了,人们原不以为奇,现在从阿Q身上,从夏瑜身上,从魏连殳身上,看到了自身的弱点,看到了悲剧的真正根源,引起的心灵震颤,产生的恐惧兴奋就更强烈。从没有中看到不平常,以小见大,是鲁迅创作个性中悲剧意识的第一个重要特点和表现。如果说孔乙己祥林嫂单四嫂子华老栓的悲剧是一种“平凡的悲剧”,一种为求生存而不能生存,想做奴隶而做不成的悲剧,那么“狂人”史涓生魏连殳N先生吕韦甫的人生悲剧是一种“心灵的悲剧”。涓生“狂人”等都是受过旧式教育,又在当时新思潮的影响下有所觉醒的知识分子。觉醒了然而无路可走,这是人生最苦痛的事情。“狂人”用日记,涓生用手记,最真实的暴露了自己的痛苦。涓生在“手记”开篇写道:“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狂人在日记中反省自己,“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不管是涓生的内心独白,还是N先生不管别人爱听不爱听的“统可以忘却”的大段回忆,不管是狂人的“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的自我反省,还是《一件小事》中“我”“还能裁判车夫么?”的心灵颤动,都是一种人生醒后的忏悔,一种深深忏悔意识。透过这些忏悔意识,我们看到,新世纪的现代文化的曙光已在这些最先觉醒的知识分子的心灵里抖动,但是包裹他们心灵的又是浓重的专制黑暗,而且“初春的夜,竟还是那么的长”,结果产生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现实生活中的这种冲突,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痛苦,经过鲁迅的审美创造,一种心灵痛苦的悲剧,赫然跃于纸上,埋葬过去,开辟新路,真的猛士要愤然前行的内心呼声在震荡鲁迅的心灵。鲁迅“于无声处听惊雷”,他让人们从这些平凡的悲剧,心灵的悲剧中真正体验到人生的痛苦,真正振奋起寻找希望之路的力量。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鲁迅生活在“风雨如磬暗故园”的旧中国,处处感受社会人生凄风苦雨的“冷”的威逼。家道中落,从“小康人家而坠如困顿”,体验到世态炎凉;看到国人鉴赏同胞示众的麻木神情;回想起先驱者“在社会的冷笑恶骂倾陷里过了一生……”鲁迅“感受的是黑暗居多”(《两地书》)。这种种不愿追怀的“寂寞”“悲哀”的往事,在鲁迅和心灵深处投下了浓重的阴影。这阴影曾长期占据纠缠着鲁迅的情绪。一方面是对人生社会体察的深切,要奋起反抗的觉醒,一方面是呼吸着浓重的黑暗,要批判旧世界的炽烈情感只能如地火在地间运行,这种外冷内热,冷中有热的情绪在审美感受过程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它使鲁迅小说,笼罩上一层阴冷的色调和沉郁的气质。鲁迅小说冷峻沉郁的美学风格正是鲁迅冷峻沉郁的心理素质和心理特征的个性化表现。在鲁迅选择的审美对象上,人物命运,人物关系,自然景物,色彩运用,都有一层“冷”的主观色调。鲁迅作品中的景物常透出阴冷的寒气。“我”回故乡时,“天气又隐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蓬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经不住悲凉起来了。”是悲凉中看到肃杀,还是萧索引起了心态悲凉呢?应该说二者是统一的。再看《药》的结尾,一种“安特莱夫式的阴冷”,又简直使人对那“死一般静”的黑暗感到恐惧。在当时社会的缩影——鲁镇,同样完全笼罩在一片阴冷的气氛中。咸亨酒店中的“我”,不光感受到“秋风是一天比一天凉”,更感受到人与人之间冰冷的关系。阴冷的景物描写是冷峻沉郁的情感流向在审美创造中的“有意想象”。《药》中“秋天的后半夜”的阴森寒气,《故乡》中隆冬的荒凉萧索,《祝福》里鲁镇飘飞的雪花,固然都是秋冬季节的自然景象。但是这些自然景象成为作者的审美对象后,经过主观情感的过滤,选筛,这些记忆表象经过分解与综合,重现在作品中,已经很自然地和悲剧人物命运结合在一起了。在鲁迅作品中,景物描写最多的是秋冬景物,而且大都是笼罩在黄昏夜光下。故事背景都刻意这样安排,从一个侧面上表现当时鲁迅呼吸着浓重的黑暗,是“思想太黑暗了”。鲁迅借《孤独者》中“我”的口,从魏连殳身上反映了当时自己的心态。“连殳,我很觉得悲凉,却强装着微笑,说‘我以为你太自寻苦恼了。你看得人间太坏……’”“他冷冷的笑了一笑。”魏连殳的“孤独感”正是鲁迅在审美创造中内心冷峻情绪的体验。鲁迅冷峻、孤独、悲伧的内心感受在面向否定性事物时,不仅表现出痛苦,而且表现出愤怒,所以“悲愤”成为鲁迅悲剧作品的悲剧基调。愤怒,“怒其不争”,是“热”的一种具体表现。鲁迅在《明天》里“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不仅打破了单四嫂子“团圆”的美梦,而且表现出对还在奔波的”“暗夜”的愤怒。又如“我”在给魏连殳送葬回来的一路上的情绪体验,想到魏连殳对黑暗现实的孤独的反抗,敢于向“从来如此”的生活挑战,“隐约象是”深夜里旷野中的一只野狼嗥叫,虽然孤独悲愤,毕竟搅乱了这“极静的夜”,表现了“我”的快意。所以“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审美同情不同于道德同情,鲁迅在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病态社会,揭出病苦的时候,他把悲愤的心理情绪深深隐藏起来,极力表现出一种冷心肠。祥林嫂在人们的祝福的爆竹声悲惨死去了,而“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我同情和理解魏连殳,而他死后“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阿Q已经渐渐向死路上走,而鲁迅居然给了他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为了写出底层人物的不幸,相反表现出冷心肠。相反的写法产生了相成的艺术效果,“冷”的审美同情产生了更强烈的怜悯和兴奋感。契诃夫在《致阿维洛娃的信》中曾说:“描写苦命人和可怜虫,而又希望引起读者怜悯时,自己要极力冷心肠才行,这会给别人的痛苦一种近似背景的东西,那种痛苦就会在这背景上更鲜明地暴露出来。”鲁迅的“冷中有热”的悲剧意识在审美创造中表现深切,“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5)“近几年《呐喊》有这许多人看,当初是万料不到的,而且料也没有科。”(6)鲁迅作品中阴冷、悲愤的悲剧色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寂寞、悲哀,正是先驱者的鲁迅体味到旧世界的悲凉和要冲破黑暗的反抗愿望两种心绪的撞击、交汇。但是当鲁迅掌握了历史辨证法,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以后,当他从“地底下”看到民族的脊梁,看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后,他的孤独感没有了,悲愤冷俊变得热烈坚定起来。从《呐喊》《彷徨》对“恶梦的回忆”到《故乡新编》中对大禹墨子的赞颂,正反映了鲁迅心灵变化的轨迹。沿着这条轨迹,我们看到鲁迅一颗孤独、寂寞的心,一腔悲愤沉郁的炽烈的情,在深沉抑郁中有坚强的战斗意志,在痛苦冷峻中执着未来的新生活理想的追求,这是鲁迅悲剧意识的第二个重要表现和特点。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一件事物较与它相比的一切事物要巨大得多,那便是崇高。鲁迅悲剧意识中的崇高感类似于车氏。鲁迅十分重视崇高,他对优美并不那样感兴趣,这与他对当时社会的看法有关。为了让一事物大于其他事物,鲁迅在审美创造中“不去描写风月”,并且让相存事物形成鲜明对比,从而产生崇高感,这是鲁迅悲剧意识的第三个表现与特点。鲁迅说自己“不去表写风月”,而许多作品中又出现了“月”(包括月光月色),这作何理解呢?《狂人日记》开篇写道:“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华夏两家的悲剧故事发生在“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的时候。陈士成的变态心理发展高潮时的举动,完全是在“如一柄白团扇”的月光下进行的。魏连殳埋葬的那晚,“浓云已经散去,持着一轮圆月,散着冷静的光辉”。在这儿,“月光”是一种象征意象,是黑暗的象征物。有月,才知黑暗,有月,才反衬出黑暗的浓重。鲁迅在艺术构思上,是以“白”衬黑,以“白”计黑,以“白”写黑。一小块清冷白的月亮与浓重的黑暗形成鲜明对比,无边巨大的黑暗吞噬了一切,给读者成一种“冷”的威逼,在对这种不可知的力量的审美观照中产生的恐惧,这种悲剧恐惧,也是一种崇高感。在鲁迅眼里,现实中的“月光”是清、白、冷,理想中的“月色”是金黄、柔和、为暖的,那黑暗中仅存的一片月亮,是鲁迅追求光明的感情的寄托。“我”在离开故乡时,“我在朦胧中,眼前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在这轮金黄的圆月下,“我”对希望,正如对路一样,产生了坚定的信念。《社戏》里的“月光又显得格外皎洁”,说它是如实描写,不如说是鲁迅追求新生活的理想之光使月色才变得“格外皎洁”。对比举例的目的,是想说明在鲁迅悲剧作品中,有“风月”的描写只是为了形成一种崇高,而且这种崇高并不全是恐惧,同样有对理想追求的惊奇和赞美。鲁迅说自己不去描写“风月”,说明他对秀美(或者称优美)不感兴趣,但他在没有“风月”背景陪衬下的审美客观中仍然运用了鲜明对比的艺术构思,形成种种的崇高感。例如《一件小事》中“我”和人力车夫不同态度对比,“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常的感觉,觉得他满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通过“大小”的对比,感到多年的文治武功全没用,倒是一件小事激起心灵的震动。概括起来说,《呐喊》《彷徨》中的悲剧感强烈,而《故事新编》中的崇高感给人们留下的不是怜悯和恐惧,而是惊奇和赞美。鲁迅审美感受和审美创造中悲剧意识的崇高感的变化,至少说明鲁迅对“国民性”的改革,在推翻专制主义统治,启蒙民族精神方面,他是充满了信心和力量的。三在“五四”文学革命中,鲁迅的作品“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果。在这同时,鲁迅用自己的作品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悲剧理论,鲁迅的悲剧意识根植于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出于对国民性痼弊批判改革的需要,他“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将那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鲁迅的悲剧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中起了重要的指导引路作用。鲁迅创作个性中的悲剧意识及其在作品中的表现有其独特鲜明特点。概括起来就是:在几乎近于无事的生活中揭示社会矛盾,揭露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达到以小见大,以无见有的悲剧效果;鲁迅悲剧意识的基调是悲愤,但他把这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愤深深隐蔽起来,让冷心肠成为读者产生痛苦怜悯情绪的一种背景,这种冷峻沉郁的情感流向形成一种威压,产生了强烈的悲剧感和崇高感。鲁迅的精神遗产具有永久的生命力,鲁迅创作个性中的悲剧感具有丰富的内涵。鲁迅是在致力于国民性改造的过程中继承和发展了悲剧理论的,同样今天我们在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素质,培养现代文明意识,改变落后的风俗习惯,完成这样的历史重任面前,学习鲁迅的悲剧理论是有现实意义的。注释:(1)《坟*论睁了眼看》(2)同上。(3)《同腔北调集*“论语一年”》(4)《且介亭杂文二集*几乎无事的悲剧》。(5)《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6)《阿Q正传》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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