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氏起源于什么世家

【我姓苏，是满族，想了解有关我的民族，我是什么旗的？】

在北方的匈奴鲜卑族人，东汉永元年间(公元89—105年)参与了东汉政权对诸胡叛军的讨伐，其中鲜卑大都护苏拔庞在这次讨伐中立功，被封为率众王并被赐金帛。在东汉时期朝鲜半岛的南部三韩中也有麻斯人苏马浞，被光武帝封为汉麻斯邑君使，属辽东郡以东的乐浪郡。东汉灵帝时，在辽东有苏侯延，众千余部落，自称峭王而与汉军对阵。苏侯延所在乌桓各部平时与汉关系甚好，由于东汉末年中原内乱，长期为汉戍边的乌桓人，也就拥兵为王了。南北朝时北魏有鲜卑代北复姓跋略氏，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实行汉化，单姓苏氏。在唐代，属于突厥突骑施别种者，以苏禄为“可汗”，结众二十余万，遂雄居西域。唐开元年间，与唐朝来往，苏禄受封为左羽林军大将军、金方道经略大使，进封为特勒遣侍御史，册立为“忠顺可汗”，并与金河公主合婚。玄宗时，在丹凤楼专设御宴款待苏禄使臣，两者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友好关系。属于东胡支系的奚也居于北方，唐太宗时与唐朝建立了朝贡关系，其“大酋”苏支，因战高丽有功，整个部族内附，专置饶乐都督府，苏支因此也受到较好的待遇。唐朝西域的龟兹国主苏伐勃殃，于唐高祖时遣使来朝，勃殃死后，其子苏伐垒继位后又于唐太宗时遣使献马，被赐以玺书，抚慰甚厚，由此开创了数十年间的友好联系。在南方属于西南蛮的清远国王苏唐磨在唐德宗贞元九年(公元793年)与诸多小族纷纷内附，被唐朝中央政府例授为将军，中郎果毅等职官。在唐朝西域有“大勃律”，唐开元(公元714—741年)年间，遣使来朝。唐朝正式册封其君“苏弗舍利支离泥”为王，又将其继任者“苏麟陀逸之”为王。后因吐蕃势力较大，而与中原疏远，唐朝大将高仙芝受命远征，平定后置归仁军，并授其新君苏失利之为右威卫将军，赐紫袍黄金带。在宋代，位于今湖南新化、安化的梅山蛮，其首领苏方，峒主苏甘所部与诸蛮互有争战。后在北宋熙宁年间(公元1068—1077年)被章悖率宋朝官兵以武力平定。留居新化一带者，成为汉族，并成为当地大姓。南逃湘南者，成为瑶族，有的并远徙两广，云南及越南、老挝、泰国的北部山区。在云南黎县黎州诸蛮有雨林蛮，其头领苏吠在宋太祖时被授为怀化将军，说明苏氏蛮族虽与宋朝有矛盾，但仍保持有较为友好的关系。清代的满族人中，以“苏”字为首的名字较多。

苏姓迁徙史

自苏国灭亡后，苏氏族人开始了他们在这块大陆腹地的迁徙。先秦时期的苏氏播迁苏氏的迁移有着悠久的历史。《后汉书·郡国志》记载：“襄国有苏人亭。”《汉书·地理志》也载：“曲逆有苏水，东人濡。”“河北苏”是苏氏历史上极有影响的苏氏大族，《史记·赵世家》记载，赵孝成王七年(公元前259年)“秦围邯郸。武垣令傅豹、王容、苏射率燕众反燕地。”苏国居于中原地区。苏子或苏公的活动范围并不大，其主要居住在豫北焦作市的温县。东达卫国也就是今濮阳一带；南达王城，即今洛阳；东南达郑国，即河南新郑，西南可达虢国，即今三门峡一带。以上情况说明，苏国国王的活动范围在今河南省的黄河两岸，大致在今焦作、新乡、郑州、濮阳、洛阳、三门峡等6市的范围之内。

苏国灭亡后的战国时代，苏人外迁的主要聚居地在洛阳，并涌现出著名的苏秦家族。战国时期，诸侯间的战与和，促使了“士”的大量出现，这一阶层也可以说是依靠知识，依靠谋略为生的知识分子，他们以其自身的聪明才智，以及不停地游说，奔波于列国诸侯之间。苏秦以鬼谷子为师，在云梦山(今河南淇县境内)学术多年。他西至秦国，又东去赵国(今河北邯郸)，主要居住在燕都(今河北易县)，以后又多次到赵、齐(都于今山东淄博)、魏(都于今河南开封)等，其活动范围在今河南、河北、山东诸省。但苏秦也南到荆楚(都城在今湖北江陵)，游说楚威王。苏秦的兄弟苏厉、苏代，也主要活动于燕、齐等地，足迹亦到中原的魏国，西可达秦。苏秦家族以“纵横术”而名闻天下，长期的游说活动极大地扩展了他们的眼界，异地的居住，使他们获取了更多的知识与阅历。《竹书纪年》中，均记载了战国时期秦将苏胡统领大军讨伐韩国，被韩将韩襄大败于酸水。这场战事虽不能阻挡秦军东进，但对秦军是一次重创。苏胡也成为人居关中，即“陕西苏”的最早的名人。苏秦到荆楚，并不是苏氏最早涉足此地。《史记·楚世家》记载：楚庄王三年(公元前611年)，庄王不理朝政，日夜寻欢作乐，并下令有敢于劝谏者，立即处死，绝不赦免。时任楚国大夫的苏从，从大局出发，冒死直谏。楚庄王问他道：“你没有听说我下的命令吗？”苏从说：“如果杀死我能使您清醒，就是我的愿望了。”楚庄王听后，顿时醒悟，并立即停止了寻欢作乐，认真处理朝政，他还任命苏从辅佐朝政。

秦汉时期的苏氏播迁《史记》曾记载“项羽大军”，“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项羽军队攻打的对像是秦军，统领秦军的将军苏角，被楚军攻杀。作为秦将，苏角应与苏胡一样，久居关中，他们均为苏氏西进的早期移民。此外，在与刘邦军队决战的秦将中有苏驵，他曾统军在泥阳(今甘肃宁县东南)与刘邦手下的大将郦商决战，而兵败。苏驵，以及苏角、苏胡等，见于史载，说明在秦国及至秦朝，有以武为职的苏氏族人为秦帝国而尽力。汉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正式任职内右史的苏纵便在长安生活。汉武帝晚年，病重甘泉宫，权臣江充以病在巫蛊为由，而到太子宫中追查，时任黄门的苏文，为江充的随从，在此后的一系列宫中争斗中，受冤杀者甚众。始作俑者江充不仅被杀，也被夷灭九族，苏文亦被焚于“横桥”上。到王莽当政时，方士苏乐受命在宫中筑“八风台”，“台成万金”，可见筑台耗费巨大，并在台上作乐。儒生苏章，他不仕王莽，隐逸而去。此外，在长安还有富豪苏回，被贼人绑票，时任京兆尹的赵广汉，以计擒住了贼人。在京城及附近居住苏建苏武家族。苏益在《吾族渊源》中，讲到了苏建苏武家族的来源：“汉兴，高祖徙天下豪杰以实关中，苏氏亦由河南河内而迁秦，遂家于长安杜陵间。至汉武帝时，建公官校尉，从卫青大将军，西汉元朔二年，匈奴人寇击退之，收河以南之地。西汉元狩四年，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立大功，封平陵侯，居长安而葬武功，其后遂家其所封，是为武功人。”

详细：苏姓渊源

【满汉全席出自什么典籍】

《清史稿》《满洲秘档》

满汉全席提出者：努尔哈赤

“满汉全席”起源于清太祖努尔哈赤关于满、汉两族和睦相处的进步政策。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公开反明。由于在萨尔浒一战大获全胜,逐步据有辽沈。据《满洲秘档》,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地区后,满洲人与关内北迁于此的汉民时有摩擦,以至出现过“今闻满洲以汉人之牛车,执汉人令运粮草,并索取诸物”的事件。对此,努尔哈赤在天命七年(1622年)下了一道旨谕,说这事件“岂令汉人给满洲为仆乎”?汉人“因其远处迁来,无住舍食粮耕田”,故令“满汉等合居一处,同住同食同耕……计口合粮而食。所有田地,满、汉人等务宜各自耕种。若满洲人欺索汉人故违此谕,则汉人可扭而告之执法之官;而汉人亦不准因降此谕任意诬诳满洲人,因尔等,同为一帝之民故耳”。

不仅如此,在努尔哈赤的政权中,对满、汉官员(包括蒙古官员)也执行平等的政策,在编制、礼仪,甚至在饮宴和娱乐中,都注意保持均衡。以至“汉之小官及平人前往满洲地方者,得任意径入诸贝勒大臣之家,同席饮宴,尽礼款待”。(《满洲秘档》)

满汉全席提倡者：乾隆

乾隆时期,“怀柔郝氏,膏腴万顷,纯庙(乾隆)尝驻跸其家,进奉上方水陆珍错百余品,王公近侍及舆抬奴隶,皆供食馔,一日之餐,费至十余万”(《啸亭杂录》)。可以想见,郝氏能将乾隆请入家中赴宴,是件光宗耀祖的盛事,因此他不惜巨资,意欲乾隆“买账”;郝氏也必然会趋于“满汉一体”的政治社会意识,在饮宴上做到满、汉肴馔并陈,以博乾隆的进食逸兴。我疑这是没有写明的“满汉全席”,是“满汉全席”出现的最初形式。如果这个引证不够确凿,那么还有一例可以佐证。

乾隆在第五次巡游山东时,同皇后到曲阜祭孔,并将女儿下嫁孔府后代,“陪嫁品”中有一套

````````“满汉宴·银质点铜锡仿古象形水火餐具”。这套餐具共计408件,可盛装196道菜,出自广东潮城(今潮州)“颜和顺正老店”的潮阳银匠杨义华之手。也许正因为乾隆赐给孔府这套“满汉全席”餐具表达了他寻求“满汉一体”的“圣意”,人们也就从中领悟到了什么。于是,也就在这个时期,官府和市肆上开始盛行“满汉全席”。``````````

乾隆这个举措,是“满汉全席”形成的引发点,乾隆本人也成为“满汉全席”的倡导者。

光禄寺的宴制是嬗变满汉全席的基础

清宫光禄寺是专门管理国家筵宴的机构,乃沿袭明宫膳事机构的体制设立,始于顺治元年(1644年)。清定都北京后,面对统治全国的形势,宫中膳事活动骤增。这样,完善、健全宫廷膳事体制便被清统治者们接受。清宫光禄寺的宴制嬗变为后来的“满汉全席”,其原因大体有如下四种:

1.光禄寺的宴制分为“满席自一等至六等;汉席自一等至三等;又有上席、中席”(《钦定大清会典》卷七十四)。可以想见,“满席”由满厨主掌,“汉席”由汉厨主掌。“上席、中席”一类,大可值得研究。它既没有标明是“满席”,又没有标明是“汉席”,介于“满席”和“汉席”之间。从用料上看,既有用面定额(做饽饽用),又有“汉席”中的肉类菜肴,既有烧方、羊方这类满式菜肴,又有“汉席”中的蒸食、蔬食;而且,还特别写明有关陈设和席面安排。其实,这是将满、汉食俗和烹饪加以联结和交融的一类筵宴。由于政治原因和清廷统治者的民族心理意识,以及宫规食制的束约,“上席、中席”不便用满、汉联结的名称出现,而笼统地以“上席、中席”谓之。但在实际内容上已经满汉交融。由此窥测,清宫中的“满汉席”已经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中隐形地运作着。这是研究“满汉全席”与清宫御膳之间的承袭关系和嬗变特征的一个重要切口。

2.清宫光禄寺的宴制,以满族规制为主。出于清朝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和民族意念,当时朝廷中最重要的筵宴,均为“满席”食制所主宰。另外,清朝统治者在朝政、祭祀、婚丧嫁娶、生活等方面所反映的饮食现象,承袭祖制,已成固有习俗。因此,后来的“满汉全席”,以“满”字当头,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历史原因。

3.光禄寺的“汉席”被规定在传经讲学、文武会试、修书编典等文化活动的应用之内,反映了汉族饮食与汉族的文化一样,被清廷所接受和认定。“汉席”现象的存在,即清宫御膳中的山东饮食风味和康、乾时期引入宫廷的苏扬饮食风味,则是后来“满汉全席”中“汉菜”部分的基础。

4.清入关后的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其宫廷食制的实际内容已经随着清朝政权的延伸而潜移默化地受到汉族食俗礼仪及烹饪技艺的濡染和渗透,特别是乾隆朝以后,这种迹象更为明显。清宫光禄寺在筵制上划分为“满席”、“汉席”、“上席、中席”的特殊作用,以及清宫御膳在向汉族食俗、烹饪的贴近发展,是导致乾隆时期嬗变、衍生“满汉全席”的蓄积和启领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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