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宝东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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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布桑却丹是中国近代蒙古族早期哲学家、杰出的反帝反封建进步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博学多闻的民俗学家、著名学者。

罗布桑却丹1875年（光绪元年）出生于卓索图盟喀喇沁左旗阿日山乌苏（今凌源市万元店热水汤）一个贫苦的蒙古族农民家庭，蒙古名叫宝音陶格陶，汉名为白云峰，字罗子珍。家中兄弟4人，他排行老三，又从小当喇嘛，乡亲们都亲切地称他为“白三喇嘛”。1921年卒于沈阳。他幼年即聪慧好学，但因家境贫寒，断断续续地读了几年私塾就辍学了。为了生计，只好到乾隆年间修建的“江善寺下院”喇嘛庙里以看守汤泉为生。强烈的求知欲望促使他一边劳动，一边自学。也许就是那流淌了千百年的温泉“神水”赋予了他超凡脱俗的灵性，因此他很快就掌握了蒙、满、汉文，在家乡一带很有名气，刚满16岁就被喀喇沁左旗扎萨克任命为苏木章京，步入政界。从此，罗布桑却丹被无情地卷入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复杂的社会斗争之中。1891年（光绪十七年），在他17岁岁时，他的家乡遭受都会之乱，房屋家产全部被烧毁，母亲又染病去世，次年父亲也病故。

1894年(光绪二十年)春，罗布桑却丹被旗扎萨克派往哲里木盟所属各旗调查本旗人到外旗居住的男丁入册之事，历时3年，于光绪二十二年返回本旗。在此期间，他对蒙古地区社会状况进行了认真考察，不仅开阔了视野，而且还目睹了蒙古地区封建社会制度所带来的无法挽救的腐朽社会现象。他清醒地看到清朝政府在政治上对蒙古族格外提防，为防止蒙古族形成统一力量，实行“以旗为治”的分而治之的政策，还让蒙古诺彦娶满族的公主、格格为妻，“利用联姻关系控制蒙古的大权”；经济上，实行“借地养民”的政策，使蒙族人家产逐渐变少，“穷蒙古农民”；在文化教育及意识形态上，清政府明文规定“不准蒙学进入国学”，“不准蒙人参加用汉文进行的科举考试”，使蒙古族人认为学知识无用，以便对其进行愚化教育。最典型的就是清政府为蒙古人敞开了喇嘛教的大门，鼓励、诱使蒙古族人修寺庙、塑佛像、当喇嘛，使喇嘛教在意识形态上占据了绝对统治的地位，改变了“古时以当英雄为主的家庭教育”的性质和内容，家庭教育变成了喇嘛的教育，使人们的思想和习俗趋于轻现实世界而重虚幻世界。

这一切的一切，使罗布桑却丹清醒地意识到，清统治者在政治、经济、文化及宗教上的一系列政策，其罪恶目的就是要在精神和物质上削弱蒙古族实力，喇嘛教之所以在蒙古族地区盛行是清统治者力提倡的结果。因此他在《蒙古风俗鉴》中这样描述：“蒙古人是如梦似的生着，如醉似的活着，人人都向往成佛，对于别的什么读书的好处等均不相信，而且也听不进去，理解不了。观察蒙古人，对拜佛祈祷有特别本事，而其他方面就没什么本事了。喇嘛的发生和发展，把蒙古人的聪明智慧推回到几万年前去了，把人们引导到灵魂离开肉体的道路上去了。蒙古人的十分之七，盼望自己成佛。”同时，蒙古官员们为得到清朝皇帝的青睐，在自己管的旗大建甘珠尔庙，为皇上举办祝其万寿无疆的经会，各旗一个学一个也都建了寺庙。蒙古族统治者由于愚昧无知，目光短浅，为个人私利而置民族利益于不顾，对喇嘛教的盛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时，每户若生有几个儿子，除一个留下来继承家业，其他几个都送到寺庙当喇嘛享福，在二百年中，形成了家家出喇嘛的习俗。如果娘家家境较好，就要为当喇嘛的人准备好一年全部生活用品，养活住庙的几个喇嘛。由于这种开销，出现了不少变穷的户。而且蒙古人深信，用黄金塑造佛像功德无量，可消除今生罪过，于是，人们把钱都用在给佛像塑金身上。因此，造成了蒙古各旗蒙古族户数大减，寺庙和佛像却越来越多，经济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日久天长，人们的思想和习俗转化成懒惰和软弱，只知一切皆空、人不永生之理，不知人口繁育和增加财富之道，明明活着却老想死后的事。

罗布桑却丹一针见血地指出：“抱着好心做错事，灭亡蒙古族的乃是喇嘛们，蒙古人啊，喇嘛们啊，到这个地步岂不可怜!”他进一步指出：“满洲官员的政策大致为：对于蒙古官员，必使其成为住在门傍的房主人和只会消化食物的器具，此外没有其它用处。”他深刻揭露和抨击了清统治阶级利用喇嘛教对蒙古族人思想和灵魂进行腐蚀、麻醉的险恶用心，指出喇嘛教是清统治者进行统治、愚弄蒙古族人的思想工具和精神手段，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刀子，进而揭露了喇嘛教的反动性、欺骗性和腐朽性。他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兴教育必有益于蒙古民族”，他深知，文化是提高民族素质、促进民族觉醒的先决条件，是民族兴衰的决定因素，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的根本，是一个民族的精髓和灵魂。他认为，“世上的人应当受到一种教育，长大后学会一种对于人类有益的本事去谋生，”试图用教育拯救蒙古民族。于是，在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冬蒙古王公来北京，他为蒙古诺彦做翻译时，向喀喇沁公汗如扎卜和蒙古诺彦表达了这个想法，未被采纳。这一切使罗布桑却丹试图通过清政府振兴蒙古族的希望破灭，在思想上他深深陷入苦闷彷徨之中，他只能对其民族“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罗布桑却丹离家赴藏，途中因路费短缺而滞留北京，他决定先住在雍和宫学习经书，待挣钱后再去西藏。

从塞北蒙古来到北京，罗布桑却丹的视野大为开阔，意识到这里才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于是他打消了去西藏的念头，在雍和宫拜僧为师。这期间，他虚心求教，在进一步提高蒙、汉、满文水平的同时，努力学习藏文。经过4年的刻苦钻研，取得了突出的成绩。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冬季仲月，在理藩院应试中获得了“四种语言固师”学位(喇嘛学位名称，专门从事喇嘛经翻译)，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被清政府翰林院聘为北京满蒙高等学堂的教师。

罗布桑却丹在雍和宫期间，亲眼目睹了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的震惊中外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历史事件，使他原有的仅仅要挽救蒙古族的思想受到很大冲击。他认识到本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命运是一体的。他的思想升华到了反帝爱国的阶段。因此，他以保卫祖国建筑艺术瑰宝、文物古迹和人民生命财产为己任，毅然带头与几位喇嘛一起与日本军官高桥、川岛、俄国军官亚可夫进行交涉，为保卫京城寺庙和市民安全做出了贡献。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冬至1904年(光绪三十年)在中国东北爆发了日俄战争，他又穿梭于交战双方，奔波于木故敦(今沈阳)、昌图、八虎门等地；为维护民族利益，为保护蒙古寺庙和喇嘛们奔走呼号。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在华的疯狂角逐，深深地刺痛了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罗布桑却丹。因而，他在《蒙古风俗鉴》中对沙俄吞噬我国领土，日俄的经济掠夺等罪行给予了揭露和讨伐，这又从反而更强化了他拯救民族必兴教育的信念。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至1914年（光绪四十年）间，罗布桑却丹两次东渡日本，先后在东京外国语学院和京都板原寺佛学院任教。他学识渊博，教学成绩卓著，在日本教育界、宗教界享有盛名。在日期间，他亲眼看见到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民族振兴的变化。为唤醒民族，振兴祖国，改变蒙古族的落后经济，他根据蒙古历来的生活习俗，结合蒙古地区经济实际情况，提出“用科学养牛、马、羊”的建议，奉天（今沈阳）巡按史张其元和哲里木盟的头领们都很赞成。因当时日本和中华民国议定，允许日本商人到内蒙东部各盟经商，汉族官员对他这个发展畜牧业的想法都不相信，怀疑是日本的阴谋，因此这一建议亦未被采纳，他教育兴国救民的热望也同时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1914年他由日本回国，住在沈阳，经日本知名人士介绍，在南满铁路事务部门做蒙文翻译工作，后定居大连。

罗布桑却丹怀着救国救民振兴民族的爱国愿望多次上书，又都以失败告终，均未被采纳。他虽然学识渊博，思想深邃，精通五种语言文字，但他报国无门，于是发愤著书立说，从1915年至1918年，青灯黄卷，埋头笔耕，呕心沥血，花费4年心血，写出珍贵的蒙古族志书《蒙古风俗鉴》这部蒙文长篇巨著。

《蒙古风俗鉴》共10册，60章，计约20余万字，是这个时期内容繁富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蒙文著作。其内容包罗极广，从蒙古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物产以及风俗民情，到蒙古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哲学、宗教、地理、历史、医药、动植物、刑法、婚姻、风俗、习惯及其历史局长等各个方面的情况，被誉为蒙古族的“百科全书”，是蒙古学研究的珍贵历史文献。《蒙古风俗鉴》以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论述了物质世界的发展变化，同时，无情地揭露了喇嘛教的欺骗性和危害性，提示了喇嘛教与封建剥削制度的关系，从而反映了他反对传统的宗教信仰的无神论思想。此书表达了他作为一个蒙古族人，一个中国人忧国忧民，振兴民族的全部主张，用他自己的话说，“依次列出了我的看法”以寄希望于后人。

罗布桑却丹政治主张虽未能被采纳，但他一生的追求充分表明他不失为当时蒙古族的先觉者，他爱国爱民，反帝反封建的精神有如暗夜中的烛光，闪出动人的光辉，给人以希望，给人以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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